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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仙：随胜利上演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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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從安慶飛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随同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舉行的军事復員會議。與會人員，有陸军總司令、军政部部长、军令部部長、各行營主任、各戰區司長官、及其他军事重要部門主官；會議由军政部部長陳诚将军召集。此次會議的內容，顧名思義，可想而知是使軍隊由戰時的擴張狀態，回復戰後的平時狀態。其主要議案大意如左：
㈠ 各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主官職位及機構一律撤消。
㈡ 全國軍隊按平時編制，以師為單位，保留六十個整編師。
㈢ 停止征兵。
㈣ 所有游雜部隊及偽军一律收束编遣。
㈤ 军事人員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㈥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黨務工作。
會議進行非常顺利；很少有人提出疑問，大部時間都是聽取議案的解释。此等議案想早已議妥並經考虑週詳，所以很快都獲得通過。閉會時主席说明，此次大會議定各案，實為戰後整軍，使軍隊國家化的要務，既經全體決定必须迅速實。
早在我赴渝出席軍事復員會議之前，於前往徐州視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際，曾獲知共匪陳毅等部隊在蘇北一帶有企圖異動之情報，並已組織蘇魯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嗣又派遣军隊竄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将鐵路破壞，阻撓國軍遼輸，及迫令當地日軍向他們投降。當即判断共匪必在最短期間內公然從事叛亂。故我回至蚌埠之後，即欲建議中樞，在徐、蚌接收之後，以第十戰區之現有兵力進剿蘇北共匪，根除後患。當時我十九集團軍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济南北上保護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團軍已進駐徐州，廿一集團軍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鹏舉、張嵐峰兩部偽军，各約一萬馀人，隊伍亦颇整齊，则在徐州至歸德一帶侯命收編。依當時的計劃，擬以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及陳大慶的十九集團军，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斷蘇北與魯南共匪的連絡，阻止蘇北共匪北竄；然後以二十一集團軍為主力，配合郝鹏舉、張嵐峯兩部偽军，由盱眙、天長東進，向蘇北共匪包圍進剿，予以殲滅；最後轉移主力指向魯南沂蒙山區，將魯南殘匪圍殲於東海岸一帶地區。二十一集團軍過去與共匪作戰多次均獲勝利，颇有經驗，共匪對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難予以肃清。
上项计劃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说（李當時任行營主任），請他轉請中樞核奪；我至重慶開會時，亦想將之作成提案，密陳統帥部核辦。至開會後，因會中第一個議題即是復員整军，戰區长官部、集團军總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軍均縮編為師，同時規定遣散所有游雜部隊及偽军；我深感我的提案與會議各案的性質大相背馳，為免與中央政策發生抵觸，遂將提案的計劃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統帥部提議。當時我曾就是否應另向中樞建議一事，反覆思量，後來我想到统帥部對各方面的情形當知之較詳，對共匪的陰謡必有應付良策，不必過分憂慮而作罷。
於是，會後即遄返合肥，着手辦理復員整軍工作；首先将我所兼的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一職報請解除，由中央黨部派劉真如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戰區长官部、各集團軍總部、軍司令部等機構。其間因人員安置調動及編遣經费领放等問题一時未獲解決，執行不免稍有遲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還都南京後，又召開第二次復員會議；會中討論議案，概仍是上次議案的重申，不過解決了若干枝節問题，主要在催促實施縮編而已。會後我即将第十戰區長官部一切未了事宜於四月中旬辦理結束，所部各军師亦悉按命令整編完成。二十一集團軍的三個军，缩編為三個師，改氲诎私椌竻^管辖，由中央派夏威為第八绥靖區司令，我本人则奉令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時郝鹏舉、張嵐峯兩部偽军已由徐州北去，迄無下落，可能已為共匪所迫編了。
當中央政府積極進行復員整軍之際，共匪却乘機積極擴充，同時襲攻國軍，爭據城镇。中央政府要撤消淪陷區的各偽組織，共匪則在竄據地區成立共黨政權，與中樞分庭抗禮。中央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從事制憲及選舉總統副總统還政於民，共匪則拒绝参加，並煽或各地青年學生遊行示威，反對政府。同時派林彪匪部竄往關外，在蘇俄的掩護下，接收東北全部日軍遗留的武器、物資，迫編以前偽滿的全部偽军，不下十馀萬人。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军隊與人員，蘇俄则拒绝移交或藉故阻撓。如是共匪乃乘機坐大，数月之間，僅東北一隅，共匪军隊即發展至數十萬之衸。其他蘇、魯、冀南，晉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員武器，合計起來亦不下数十萬人。從此匪军勢力益形膨漲，愈難就範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即決定裁军復員，取消戰時各级军事指揮機構，調整黨政工作人員，並已決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普選，還政於民。此乃是國家建國必然的程序，無論任何黨派，任何军隊，均應绝對遵守。共匪對此不但不予遵守執行，反而利用機會擴大军隊，組織蘇維埃政府，霸據地盤，襲擊國軍，破壞國家统一，其企圖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時，即不顧一切，毅然決然宣佈共匪罪狀，下令討伐，乘我軍勝日餘威，以領袖蔣公受舉國人民熱烈擁戴之德望，復以戰時指挥機構猶未撤消，軍隊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結大軍分途進剿，以當時强大之形勢，對付破败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蕩平；縱使一時不能解決，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無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壓力，與盟邦不友誼的行為，竟使我中華民國不亡於日本，而毁於共禍，實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開戰之初，蘇俄本是支持我國的友邦，旋因有事於歐洲，轉與日本拉攏，訂立中立條約，最後復出兵對日，其不顧信義，世所熟知，且蘇俄是國際共黨的首腦，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兩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攻佔新加坡之後，已與我缔盟共同對日，期我能牽制日軍主力於中國戰場，以減輕彼等所受之壓力，俾彼等能從容集中力量拯救歐洲，理宜與我開諀相見有始有終，不料在德、義、日軸心行將崩潰之時，竟與俄國簽訂雅爾達秘約，出賣我國；不經中國的同意，即將我東北之[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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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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