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李立三又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子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目空一切，开口就是一派官腔，使人感到不舒服。丽扎注意到他和李立三讲话相当冷淡，李立三也同他保持距离。为什么还要带她见他呢？后来她才明白，李立三要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丽扎要与李立三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立三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在家里，丽扎的婚事没有引起什么异议。她幼年丧父，14岁开始半工半读，16岁正式工作，早已是完全自立的人了。哥哥、嫂子根本不干涉她的自主权。母亲一手把她养大，是她最亲的亲人，十分理解她。李立三对母亲很敬重，她也很喜欢李立三。但当李立三正式表示要同丽扎结婚时，妈妈慌了手脚说：“李明，你可知道，我的女儿一点嫁妆也没有！”李立三笑着说：“没有更好！我也没有什么财产，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几天之后，丽扎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

    “柳克斯”招待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上，十月革命前是个酒店，上世纪20年代改为共产国际招待所，仍保留客房形式，但进住的已不是富商大贾，而是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如德国的皮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大部分也住在这里。李立三有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两张窄床、一个小圆桌和一个小沙发。只有洗脸池，没有浴缸。厕所、淋浴、厨房都是公用的。这与王明所占用的豪华房间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洞房”。
 
 

    婚礼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既没有伴娘，也没有牧师的赞美诗，只是十几位来宾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祝福。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她的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中国同志，为丽扎和李立三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房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西餐出自丽扎之手，中餐则是李立三的杰作。在场的俄国人都是第一次吃中餐，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丽扎也是第一次吃中餐，尽管还不习惯，但她知道，嫁给了中国人将来免不了要吃中餐，她从心里惊叹李立三的烹调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而亲切。

    新婚燕尔，按照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女子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她就应称为“叶丽莎薇塔·李”。李立三则根据“丽莎”的谐音，为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洞房花烛之夜，李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她意识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有所付出的。她亲眼看到李立三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还要主编《救国时报》，又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的是，李立三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李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时不生孩子。
 
 

    婚后，李莎与李立三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立三感激李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他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李莎。而李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立三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虽然不算好，但也可同李莎进行交流。

    从此，李莎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李立三、同他的祖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文章摘自《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生死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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