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在国外出版发行《救国时报》主编，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首先在《救国时报》上编发。《救国时报》的前身是《救国报》，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先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陈云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也发表在《救国时报》上；此外，还发表了蒋经国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申明要同他决裂。《救国时报》在苏联、在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写信称赞它是“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好报，并动员干部、战士捐款1300元。

    1935年，丽扎与李立三开始单独约会了。

    一个初秋的季节里，久别重逢的李立三和丽扎，在莫斯科的小河上荡舟，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做了一次畅怀的深谈。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政治上犯的错误，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李立三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缺乏文化理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不在国内；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这次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耿直爽朗的人。丽扎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丽扎，进而使她爱上了他。李立三将丽扎送回家门口，丽扎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脉脉含情地回眸一笑，撩起裙子进了大门。李立三惊喜地接过这个悄悄送过来的爱情信号，激动不已。两个异国男女相爱了。

    李立三很主动，天天下了班都想见到丽扎，经常给丽扎打电话，和丽扎同住的邻居们都熟悉了他的声音，不用问就叫她说：“丽扎，快来接电话，还是你那个中国朋友打来的！”丽扎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李立三努力使她开心，约她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音乐，在音乐会上甚至会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她，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丽扎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他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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