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聚奎上将1958年3月到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8年之久。8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长，李聚奎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的品行却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邱会作屡屡将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一次又一次后，林彪大为不悦了：“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收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军委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才知道，这次将李聚奎调出总后，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以此判定总后广大干部群众是否是“革命派”。不久，他们便将李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身上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他实施关押，其间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们全部愣住。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二

　　1970年4月，无法使李聚奎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省龙里县属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有一个总后的单位）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当时专案人员通知李聚奎这是执行1号命令，被押解去的地点保密。

　　可到目的地后，李聚奎下车环视四周良久，突发一语：“这里是贵州龙里吧！”押解人员大惊，以为有人通风报信，急令李聚奎交代何以得知。李聚奎将军道：“长征时我率部在此地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通过。”押解人员听后哑然。

　　李聚奎所指为1935年4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然后先分兵伪装主力，吸引敌人兵力，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搅得蒋介石晕头转向。随即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兵临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东抵龙里，吓得蒋介石一面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预备好马、小轿，准备逃跑。4月7日晚，红军发出命令：“我野战军决定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到4月9日止，中革军委机关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30里宽的地段上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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