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的复合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黄帝和嫘祖的传说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经过先秦、秦汉时期学者的综合、概括、整理和加工而逐步形成。嫘祖的传说首先应有诸多先秦、秦汉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不同旧说作为基础,而这些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旧说中必然应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素材和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对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嫘祖的传说很好地进行一番整理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流传已久的传说中似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嫘祖来自传说中的西陵氏集团,西陵氏集团与传说中的黄帝集团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内结成胞族,互为婚姻,生息繁衍。

    2.降居江水、若水的青阳、昌意集团显然应为黄帝和嫘祖所在西陵氏两族结合而形成的胞族不断增殖裂变的结果。

3.以黄帝和嫘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先民共同开启了农耕文明,蚕桑和丝绸文化构成嫘祖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  蚕桑、丝织业起源的考古学考察

 

    田野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是世界最早发明蚕桑、缫丝、织绸的国家。目前已知最早的蚕茧是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半个蚕茧。1928年经美SMITH- SONION学院鉴定,确认它是蚕茧。尽管有的学者曾经对此提出过疑义,称“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但迄今为止,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西阴村的发现是可靠的,并非仰韶文化中的“孤证”(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对后者不断给予重要的支持。1980年和1981年,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两件陶蚕蛹,其中一件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室鉴定,系家蚕蚕蛹(唐云明《浅述河北纺织业上的几项考古发现》,《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5辑,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出版,1981)。此外,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有陶蚕(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瓮棺发现的纺织品标本,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研究室鉴定,不仅有用麻织的布。还有用蚕丝织的帛和罗(张松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以上材料表明,中原地区蚕桑业的起源是很早的。

    在祖国南方地区,中国先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也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目前发现的较早的丝织品是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该残片中的绢片尚未炭化,但已变质,长2.1厘米,宽l厘米(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1979年有关单位对残绢片作进一步鉴定,“确认为长丝产品,经纬向丝线至少是由20多个茧缫制而成,没有加捻。股线平均直径为167微米,丝缕平直。绢片是平纹组织,表面细致、平整、光洁。经密52.7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陈维稷主编《中国古代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根据C14的年代测定,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的年代至少不会晚于2630BC±140年,所以,学术界公认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和丝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此后,在江苏吴江梅堰(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出土的器物上均曾发现有蚕纹图案。以上材料表明,长江流域似乎亦有可能为我国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地之一。

正因为蚕桑、丝织业是在我国许多地方先后开始的,所以有关嫘祖的传说在全国各地流传颇为广泛。仅刘守华先生所举学术界所言嫘祖故里。即有湖北宜昌、四川绵阳、山西夏县、山东费县和浙江杭州等说(刘守华《嫘祖传说考辨》,《中华民族之母嫘祖》,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马世之先生所举另有湖北黄冈、湖北浠水、四川茂陵、四川盐亭、河南西平诸说(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以上各种说法分别在不同地区长时期流传,应该说皆非空穴来风,它们均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不能一概否定。

 

三  嫘祖文化流变管见

 

值得注意的是,嫘祖的传说一开始就与黄帝的传说紧密相连,所以.马世之先生称嫘祖文化为炎黄文化的亚文化(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黄帝的传说虽然流传地域颇为广泛,但目前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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