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他满怀希望地把从美国棉麦借款里得到的部分美国麦种，播种在试验田里，期望能从中选出一些适合我国栽培的小麦品种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收获时，这100多亩麦子，全成了一包包黑粉，麦种严重感染了腥黑穗病。经过调查，原来是美国有关当局故意不让中国直接利用这批种子，预先在种子里拌上了腥黑穗病菌。金善宝认识到，中华要崛起，决不能靠洋人，只有靠有志的中华儿女。他愤怒地点燃熊熊烈火，把这100多亩病麦子烧得干干净净。熊熊大火炙烤着神州大地，照彻了紫金山，映红了扬子江，同时也烧掉了金善宝心底的幻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起芦沟桥事变，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金善宝随中央大学搬到四川重庆。

　　在茫茫黑夜中，《新华日报》像一盏闪亮的明灯，点燃了金善宝心底的希望之火。通过 《新华日报》，金善宝听到了抗日前线勇士们的喊杀声，看到了延安革命的曙光。中国要强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

　　一天，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央大学。消息传开，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涌向学生餐厅，周恩来同志整整演讲了3个多小时，会场情绪热烈，掌声雷鸣。金善宝在拥挤的人群中，认真地倾听着，时而频频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周恩来同志精辟的演讲，给金善宝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有一次，中央大学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为名，掀起为抗日将士

　　“献金”活动。校长罗家伦装样子先献30元。金善宝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伎俩，企业打着抗战的幌子，肥他们自己的腰包。金善宝分文不献，毅然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哨，手拄拐仗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慷慨献金100元。金善宝对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的身上！

　　金善宝向往延安。正当他加紧办理去延安的手续时，同行的助教李崇诚不幸因病去世，结果计划未能实现，他一直感到这是终生的遗憾。林伯渠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安慰和鼓励金善宝说：“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斗争啊！”后来，他听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把自己多年来搜集、整理和鉴定出来的10多斤小麦种子，一包一包地包好，亲手交给了《新华日报》编辑部，转送延安。有一天，邓颖超同志告诉金善宝：延安已经收到了你的种子。他听了，可高兴啦，那颗激动的心，犹如涛涛的嘉陵江水，载着满江春色，浩浩荡荡奔向远方……

　　最使金善宝难忘的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在紧张的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的公馆接见了他和几位知名教授，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金善宝心中充满着对领袖的热爱，恳切地对毛主席说：“毛先生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是要革命的，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长久的。现在形势不好，您是吃惯了小米的人，到这里来吃大米吃不惯，毛先生还是早点回延安好。”他在提醒毛主席，重庆是虎狼之地，千万不能久留。他衷心地希望人民的领袖健康、长寿。

　　为培育良种东奔西走

　　南京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毛泽东主席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市副市长、华东农林部副部长兼南京农学院院长。党的信任和重托，使他深深感到责任重大，感到党和国家多么重视农业科学。金善宝暗暗下了决心，要在我国小麦育种事业上加倍努力，让更多的小麦新品种，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当时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单位和人员屈指可数，设备十分落后，在小麦生产和科研上要做的工作太多了。金善宝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认为农业科学要快上、农业生产要恢复发展起来，必须先从基础工作做起。首先把我国小麦品种的家底搞清楚，然后再根据它们的特征、特性，尽快地使它们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我国的小麦生长在不同的地区：高山、平原、泽洼地、山谷盆地；有的地区气候温暖，有的凉爽；有肥沃的土壤，也有贫瘠的土地等等。从而形成它们的长相千姿百态，高个儿的，小个儿的；穗子有长方形的，棍棒形的，纺锤形的；籽粒有红色的、浅红色的、白色的，有粒大的、粒小的；有长相清秀的，有披头散发的等等。在这些宝贵的农家品种中，许多特性是我们所需要的，如产量高，抗病性强，品质好，穗大粒多，千粒重高等等。金善宝和助手们经过几个春秋的辛勤劳动，艰苦跋涉，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并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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