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春，黄静源被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七校，并兼任俱乐部株洲办事处主任。这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反动势力猖獗，而有的俱乐部成员和工友对前途丧失信心。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他到职以后，在路矿工人俱乐部总部的支持下，挑选了一批有能力和办事公道的工友充任交际委员、讲演委员、纠察委员，恢复了俱乐部的各种活动。
为了办好公共福利事业，黄静源常常提倡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作风。他劝职员资助失业工人；发动俱乐部成员拾捡木头、木屑、煤焦，作煮饭烤火之用，减轻农民负担。他常告诫工友，如果“我们希望军阀和帝国主义替我们国民谋利益，是如祈祷上帝一样无效。我们的痛苦，要靠我们自己去解脱。我们的幸福，也要靠我们自己去图谋，用奋斗争来的平等、自由和幸福，才是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幸福”。
1925年初，黄静源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并主持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七校工作。白天，他安排校务，组织教学，进行家庭访问，为工人子弟解决各种困难；晚上到俱乐部处理日常事务，或者到工人夜校讲课。他讲课时，常常先提些问题，让大家回答。然后结合实际讲清道理。如讲“劳工神圣”的道理他就先提问：“房屋是谁人盖的？”“田地是谁人种的？”“铁路是谁人建的？”“火车是谁人开的？”等大家有了答案后，就容易听懂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认识到劳工是“神圣”的，应该享有自己做人的生活权利。他还为俱乐部写了《安源工人俱乐部之歌》的歌词，歌中唱道：“创造世界一切的，惟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惟我劳工。世界兮，我们当创造；压迫兮，我们须解除；造世界兮，除压迫，团结我劳工。”
1924年7月以后，安源路矿当局拖欠工人的工资达3个月之久，年底又以亏本为借口，取消工人年终双薪。为此，1925年1月15日，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共安源地委和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他们发出罢工宣言，要求照发年终双薪，限期发清欠饷，并包围了矿局，把矿长、处长等人围困在总公事房里达两天两夜，迫使矿局请求安源镇守使李鸿程出面与俱乐部负责人进行谈判。黄静源决定由自己带两个工人前去，并对劝阻他的工友们说：“不要紧，咱们有理在手，怕什么！”
工人们不放心，他们在安源至萍乡的路上，每隔半里设个岗哨，如果镇守使对黄静源下毒手，岗哨将消息迅速传回来，他们就要把矿长处死，把矿井炸掉。
当黄静源带领两位工人走进了戒备森严的镇守使衙门。他神色自若，坐在大厅里，面对李鸿程大声责令立即停止罢工的威吓，冷冷地说：
“那就请李镇守使自己出马吧！”接着，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安源万余工人，日夜辛苦地做工，所得工饷已经很少，按月发给，供养家眷还远远不够。可是，资方自去年7月以来，未发欠饷半文。工人痛苦，实不堪言。万余工众，饥寒交迫。工人愤激难抑，不奋起罢工，还有何法？”
李鸿程无言以对，只好派副使前往安源，要资方发给欠饷。这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黄静源等领导下，又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斗争，他们成立了“青沪惨案雪耻会”。后来又组织“湖南全省五·七国耻纪念宣传大会”，与安源理发工会、缝纫工会及安源市民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安源工人前两次罢工的胜利与这次五卅运动中所表现的激烈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恐惧。8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在日本顾问的策动下，打着“携款清偿旧债，发清工人欠饷”的招牌，由上海来到萍乡，阴谋对安源路矿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
盛恩颐到安源后，接到了江西军阀方本仁的密令，要盛恩颐“领派军队封闭俱乐部，拘拿首要，如敢抵抗，准予枪杀毋论”。盛恩颐随即秘密派出矿警，伙同镇守使署的军队突然戒严，封闭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9月21日凌晨2时许，黄静源在工人俱乐部与干部和积极分子刚开完会，电灯突然熄灭，狗叫声由远而近。他向窗外一望，发现全矿区的灯也全熄了，俱乐部周围晃动着黑影。一会儿，大门口传来“砰砰”的砸门声，俱乐部被敌人包围了。
他当机立断，要大家赶快从后面的水沟里撤出去，自己留下来应付一切事变。大家都不肯走，他恳切地对大家说：
“我不能走。在这样的时候，我更不能走。我是俱乐部的负责人，敌人没有抓到我，会更疯狂地屠杀工人，我不能让工人受更大的损失。留下来是我的责任，你们快走吧！”
当他看到大家谁也不愿意先离开，仍然执意地催自己走时，他只得紧握着同志们的手，沉着而激动地下达最后的命令：
“同志们，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我以党组织和俱乐部负责人的身份，命令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快，从后面的水沟里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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