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寇侵犯，山河破碎。我们的心震惊了，我们的血沸腾了，我们再也不愿安心坐在课堂里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兴亡……”我们寻找抗日救亡的报刊阅读，结交抗日救亡的朋友同学，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活动，进而萌发了到延安的决心。 经过串联，我们八人相约从成都出发，先坐货车到宝鸡，再改乘火车到西安。一路艰苦备尝。车上互问为什么去投奔共产党？有的说，读了巴金的《家》；有的说，读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有的说，参加了漆鲁鱼领导的救国会；有的说，参加了自强读书会……总之，每个人经历不同，而目标都是延安。 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歌曲，如《流亡三部曲》《热血歌》《毕业歌》《大力进行曲》《夜半歌声》《莲花落》……我们都喜欢。在车上，我们一支接一支地高唱着，精神为之振奋。领唱的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工人同伴，曾经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发声厚重，圆润，高低自如，感情充沛。他就是何敬平。 可是，在西安他便离开我们了。《永远的丰碑》是这样写的：“1938年春，奔赴延安，中途因误解而滞留西安，后改入国民党部队，在政治处搞抗日宣传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还是认真打日本的，是什么“误解”使他“中途”离开我们，改变了初衷呢？ 记得当时我们都发誓：不把日本赶出中国去，不结婚，不谈恋爱。看到哪两个相爱了，大家一致不理他们。他们要么分手，要么被冷落。何敬平对我们当中一女生，似乎有好感，还说不上是追求，更谈不上是恋爱，便遭到几个女生的冷眼，拒绝和他说话。 有一天，姓卢的女同学告诉我：“何敬平不去延安了。他正在找一个部队联系直接到前方。他对某某好，大家有议论。”就这样，一个善歌的、直率的、纯朴的工人，在敏感的、优越的、极端情绪化的女生们面前，伤了自尊，于是选择离开，另寻报国之路。 后来，何敬平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脱离这支川军部队，回到重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斗争，并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和何敬平，1946年7月相会过。那次因罗广文部队到邻水“清乡”，我走避重庆，在都邮街电力公司找到他，为安全起见，晚上同他一起睡办公桌。两年后，又是罗广文部队到邻水“清乡”，我深夜逃出虎口，绕道到了重庆，想找何敬平觅一栖身之地，他却不在。原来他在声援“胡志合事件”、支援重庆大中学生反美抗暴游行和“沧白堂事件”中，被特务逮捕，囚于渣滓洞看守所，“11·27”被枪杀。生前只留下了最后创作的悲壮的歌曲——《愿把这牢底坐穿》。 今天，在抗战胜利61周年之际，我想起何敬平来，心里难以平静。 王古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