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一筹的教育艺术

    提起谷文昌的为人，众人称道。且不说他平日里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就是批评、教育同志，也是心平气和，从不训人。这位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帮助人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的教育艺术却高人一筹。

    “文化大革命”中，谷文昌下放宁化县，曾任隆陂水库工地总指挥。他与民工一起劳动，平等相处，几千名民工都听他的。一次，有位身强力壮的汉子偷懒，挑石头拈轻怕重。谷文昌见了，递上一根烟，亲切地说：“你累了，休息一下，我来挑吧！”那民工一听，红着脸说：“我不累，真的不累。”说完赶紧往铁线架上加了一块石头挑走了。你看，以尊重和关心代替板着脸孔批评，让对方自感惭愧，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岂不妙哉。

    常言道：身教重于言传。谷文昌十分注意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群众。在水库工地，有的民工把抬石头用的8号铁线拿回家，却谎称丢了。谷文昌知道后，不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只是提醒民工认真看管好东西，并且让他们去买些铁线来报销。发票开来，财务却不让报销，谷文昌接过发票，掏钱如数付给民工，然后随手将发票撕毁。那些民工见了，默默地低下了头。从此，工地上再也没有发现公家的东西丢失。

    身为领导干部，少不了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委书记，工作中干群思想有疙瘩，他从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就说建红旗水库时坑内村移民的事，起初群众思想不通。谷文昌带了县、区干部，挨家挨户给群众算效益账，教育群众顾全大局。群众越听心里越亮堂；占一块小地方，建了水库不仅本村受益，还解决沙后、西埔等六七个村的浇灌问题。他们说，谷书记不为个人利益，是为大家“打算盘”，我们支持。

    谷文昌可不是“只栽花，不摘刺”的好好先生。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其他工作搞得不错，就是造林抓得不紧。谷文昌找到这位书记，严肃地说：“好了，你这个书记工作太忙，今年不要管别的了，只管造林绿化，其他工作另派人抓，什么时候把造林抓上去了，什么时候再负责全面工作。”分明这话“柔中有刚”，但又给对方迎头赶上的机会。这位公社书记听了，脸上火辣辣的，第二天发动上千名群众上阵，两三天内突击完成造林任务。

    过年

    一年忙到头，谷文昌顾不上家。可是除夕那天只要能抽出时间，他一定下厨房烧个回锅肉慰劳妻子儿女：肉块切得大大的，烧得红红的，还加点粉丝，那味道，就别提有多美了！吃年饭时，回锅肉一上桌，常把儿女们喜得直拍手。

    大年初一，谷文昌常邀妻子到邻居家走走：无论是哪家，是官还是民，他们都上门去问个好，拜个年。

    宁化禾口公社红旗大队烈属子弟王盛能，提起谷文昌在他们村里过年的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盛能的父亲解放初剿匪反霸时被打成重伤，1962年逝世，一家老小穷得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谷文昌下放红旗大队后了解到这个情况，买了一大包食品登门看望王盛能的母亲，寒冬腊月，见老人家身上穿得单薄，又送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上门，接着在干部会上提出关心烈军属、“五保户”的问题。除夕下午，谷文昌和大队干部挨家到烈军属、“五保户”家送柴火、送钱，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好！王盛能的母亲流着眼泪对儿子说：“不能忘记他呀……”

    谷文昌的小女儿谷哲英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在工地上过年的事。1971年大年初一，妈妈盛了饺子让哲英给爸爸送去。小哲英踏着积雪跑了十几里山路，来到隆陂水库工地上，只见爸爸正和另外3个青年农民一起扛大石条！寒风中，爸爸一手撑腰，一手扶住肩头的竹竿，牙关咬得紧紧的。哲英连问几声：“饭吃过没有？”爸爸都答不上。好容易把石条扛到目的地，爸爸又让人叫走了。哲英只好把冻成冰块的饺子放在爸爸住的工棚里，悻悻地下山回家。

    谁请客谁出钱

    1964年初夏，谷文昌接到调令后，决定走前找县委秘书朱炳岩聊聊。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你给我提提意见吧。”谷文昌在老朱身边坐下，“特别是我有没有欠公家的东西，不要走后让人说闲话。”

    “就是那次请客花了20多元。”老朱想了想说。谷文昌当即要拿钱给老朱。

    “我不过随便说说。那钱已经从食堂伙食费节余和行政经费节余中报销了。”老朱不肯多说，更不肯收钱。

    请客？谷文昌怎么也想不起来。

    随即，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两个月后，他匆匆跑到邮电局，给老朱汇了30元钱，并给老朱写信说，我记起来了，就是两年前，驻岛部队团政委调离东山前，来县委征求意见，我想部队对东山支持很大，中午请了他一餐。按规定，谁请客谁出钱。这事是你经办的，钱从哪里开支，请把钱还给哪里。

    不久，谷文昌收到老朱托人带来的5元余款，他知道钱已还清，才了却一桩心事。

    半小时解决两件事

    1962年，东山县广播站干部、老通讯员朱财茂赴省城开会回来，找谷文昌汇报会议精神，顺便反映广播站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有困难的情况。

    谷文昌听完，马上抓起身边的话筒，把电话摇到县财政预算股长刘姜的办公室。

    刘姜马上答应：“我这就拨钱过去。”

    谷文昌又说：“还有件事，现在中央对沿海有线广播很重视，要求不能利用电话线搞广播，要建立独立的广播网。”

    “需要多少钱？”刘姜问得简单明了。

    谷文昌转头问朱财茂，听了确切的回答后，又对着话筒说：“广播站预算过了，大概需要10万元。”

    “可是县财政没这么多钱呀！”刘姜急了。

    谷文昌略加思忖，说：“这样子吧，让一个公社出1万，其他的3万由盐业管理处出。”

    过了两天，刘姜找到朱财茂，告诉他建立广播网的经费落实的情况。就这样，福建省第一个县级有线广播网，很快地在海防前线东山岛建立了起来。

    “小兵”的怀念

    在谷文昌追悼会上，一幅雪白的挽联赫然醒目，上面写着：“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永垂不朽！”这幅挽联，是往日在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二十几位通信员、炊事员联名敬献的。1987年谷文昌同志骨灰埋在东山以来，这批“小兵”们相约，每年清明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集中到谷文昌墓前为他扫墓。

    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对谷文昌怀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以下是他们对昔日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

    老通讯员朱财茂：“我刚到县委机关工作时，才17岁，得了关节炎，提壶开水上楼，都要歇几回。这被谷书记发现了，有一回他去漳州开会，就带我去看病。我还是头回到漳州，车到时，已经晌午了。谷书记亲切地问：你敢吃牛肉面吗？这是漳州的特色，我带你尝尝去。他领我到小吃店填饱肚子后，又带我到旅社登记住宿，再带我上地区医院。医院中午没门诊，他就把我带到正在地区医院住院的一位东山干部跟前，叮咛他关照我，然后自己才到开会的地方报到……”

    保姆杨巧玲说：“我是西埔村人，经人介绍到谷书记家当了几年保姆，在他家吃饭。他和老史都是北方人，吃面条就算改善了，做薄薄的面片，下长豆角、白菜、醋。当时县委机关干部家属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做饭，一烧火，熏得大家流眼泪。困难时期，谷书记全家和大家一齐在大食堂吃饭，吃海带、米汤、地瓜汤，他和老岳母、老史都得水肿病，清晨起来眼泡肿肿的。谷书记看我文化不高，动员我上夜校，我学会了好多知识。我把他的小孩带大后，老史介绍我到机关幼儿园做点事。我手脚麻利，公家的事忙完后，到他家要帮忙做点事，他不让，叫我要做好工作。谷书记一家待我比亲女儿还好，我在他家做保姆时，每年都扯一身新衣服给我穿。1977年，我在新华书店工作，赴省城开会，路过漳州去看他，他高兴得哈哈笑，说：你进步了。说着到里间拿了一件老史的棉袄出来，递给我说：福州天气冷，这棉衣你带去穿。我最后一次见谷书记，他已处在昏迷状态，冷汗淋漓，用我们土话说，灵魂已经在爬山了。我流着眼泪，和老史一道给他换了衣服……”

    老通信员欧庆彰说：“我6岁时母亲就死了，家穷，饭都吃不上，15岁时到县政府当通信员，个子很小，又听不懂南下干部的普通话，常惹出笑话来，自己很苦恼。谷书记常常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鬼，饭要吃饱呀，吃饱身体才能好。要经常回去看看爸爸呀，你爸拉扯你长大不容易。他把我当自己的孩子，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他说：年轻轻的只要肯下功夫学，怎么学不会？我真的就抓紧学习，进步很大。1954年，县里送我到福州一所速成中学读书，谷书记非常高兴。老史上福州开会，还特地去看我。我假期回来，上谷书记家汇报学习情况，临走他问我回福州有没有路费。我当时一个月才20元工资，就老实地告诉他路费不够。他马上叫老史给我10元钱。我发奋学习，终于考上大学。谷书记给我写信说：你从一个听不懂普通话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大学生，是党的培养，要好好学习，当国家的有用之才……”

    穷老汉的朋友

    冬古村有个老汉名叫和顺，尖鼻瘦高个，常常戴个破呢帽，趿双破布鞋，挑担草药四处叫卖。别看和顺一副落魄模样，他有个朋友当县委书记，这就是谷文昌。

    “我找老谷呢。”和顺卖药路过县委机关大门，撂下担子，蹲着不走。只要谷文昌人在机关，一定出来见他。

    “哎，和顺你来啦？最近怎么样？”谷文昌亲切地跟和顺握手、问候。

    “有老婆啦！”和顺回答。“这就好呀，很幸福嘛。”谷文昌笑着祝贺他。

    “可是老婆一身病呀，看病没有钱，再说抽烟也没有钱。”和顺摇摇头，一脸苦相。

    于是谷文昌就掏出钱给他，或者掏出烟给他，还带他到食堂吃饭。

    “老谷是我的好朋友呢！”和顺咧着嘴眯眯笑，逢人便说，“他还记得我对解放东山有贡献呢！”

    有人将和顺的话告诉谷文昌，谷文昌连连点头：“记得，记得。我用过他。”

    原来，部队进东山岛前，中共东山县委驻扎在古雷半岛，与东山岛隔着一条海峡。和顺当年是鱼贩子，经常往返两岛之间。谷文昌做通了他的工作，请他为我们侦察侦察，提供些东山敌军的情况。

    和顺经常找谷文昌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谷文昌从来都乐于帮助。后来，由于他年老体衰，生活便由大队五保，连去世后的棺木，公家也包了。

    十个馒头和一篮鸡蛋

    “文化大革命”期间，谷文昌被“造反派”关在东山顶西大队。有一次，谷哲惠对老通信员朱财茂讲：“我爸爸在劳动中腰扭伤了，你能不能帮助弄点草药？”

    朱财茂找到略懂些民间土方的县委机关炊事员刘庸，正赶上馒头出笼。刘庸顺手夹起10个馒头，拿条手帕包了递给朱财茂说：“这是老谷最爱吃的，可能很久没吃到了，你给送去，过会儿我就去采药。”

    朱财茂带着馒头到谷文昌那里，却被他一把推出来：“我这儿你不要常来，等下我到你家去。”

    谷文昌来到朱财茂家，撑着受伤的腰，站在厨房灶边。他抓了4个馒头，还剩6个馒头，无论如何要留给财茂的母亲和孩子吃。财茂要送他走，却又被他推进屋。老通信员潘进喜的母亲见谷文昌身体虚弱，叫儿子提着一篮鸡蛋，送给谷文昌补补身体。

    潘进喜找到谷文昌住的地方，见他伏在桌上写“交代”，叫了声“谷书记”，谷文昌马上站了起来，说：“我没事，你不要来这里，回去好好学习、工作。”说完就送小潘走，鸡蛋一个也不收，还交代说：“谢谢你母亲，鸡蛋请她老人家自己留着吃，我这里生活很好。”

    至今提起这事，潘进喜的母亲还抹着老泪，后悔当初没照顾好谷书记。

    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谷文昌小时家境贫穷，只念了半年私塾。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十分敬重有知识的人。

    漳州市医院院长杨祖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54年，杨祖谦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东山工作，是当地医院惟一的大学生。谷文昌对他格外关照，常抽空与他谈心，还亲热地叫他“大杨”，使这个外乡人安心在东山工作。1959年夏的一天，大杨骑车到10公里外的山口村出诊，回程时由于天黑沙滑，不慎从车上摔了下来，左眼角大裂伤，被送回县医院。第二天，担任县委书记的谷文昌闻讯拎着水果、牛奶前往病房慰问大杨。他详细询问了伤情，要大杨好好休养，还当场表扬了大杨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

    时间过去20多年了，谷文昌尊重知识分子的故事，还在当年参加隆陂水库建设的技术员口中传诵。有一次，水库指挥部开会，工程技术主管提出目前大坝涵管尚未清理干净，不宜浇混凝土，在场的一位公社领导听了满脸不高兴，担心进度慢了不好向上交代，并扬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为工程总指挥的谷文昌当即站起来，明确表态：“进度快慢，我老谷有责任。但大干快上，必须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行！”

    当然，谷文昌难免也有“犯傻”的时候，但只要对方说得在理，他就会勇于放弃己见。他“文化大革命”下放的红旗大队，是一面“红旗”，时常有人来参观取经。1970年，当地水稻患了“枯心苗”病。为了“好看”，公社领导要求把沿路两侧稻田的“枯心苗”拔掉。谷文昌以为“枯心苗”拔掉后就不会再长了，准备照办，却遭到驻队农技员的强烈反对。平时十分要好的他们为此争吵起来，农技员告诉他，这样做治标不治本，拔了不但仍然会长“枯心苗”，还将助长形式主义。谷文昌听了，觉得在理，便愉快地与农技员一块研究如何用农药遏制这一虫害。

    病床上

    1981年元旦刚过，谷文昌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住进医院。在住院期间，前来探望的东山人很多。谷文昌总是再三交代他们：“回东山后，要是有人问起我的病，就说好了，出院了，别让大家费时来看我。”

    其实，这个时候，谷文昌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他的吞咽越来越困难，血管日渐萎缩，无情的癌细胞在他全身扩散了。为了能增加一点抵抗力，医生建议给他注射人血球蛋白，可一听说这种针剂一支要200多元，他谢绝了。他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了，不想给国家造成浪费。

    生命苦短，事业未竟，谷文昌去世前，断断续续地诉说最后的心愿：“请转告林业局的技术员，要加紧对木麻黄树种进行更新换代；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摘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谷文昌》该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