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晚，一场活动邀请了“不一定”乐队和崔健。窦唯和乐队在一家咖啡厅内演出，时间为5点半到6点半。不到5点，就有人在咖啡厅聚集，人群与舞台之间隔着一块挡板。
5点半，挡板后有一个不甚清晰的声音说，“大家好，我是窦唯。”而后，演出开始，但人群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完全不能看到乐队，有许多人没有听到窦唯简短的开场白。
6点，靠后的人群开始散去。6点半演出结束，挡板前还站着的人大概有30个。窦唯后来承认这块横亘在乐队和观众之间的挡板是他要求的。他觉得只用音乐与听者交流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后，崔健带着乐队在相距不远的一个较大的场子演出，在唱一首歌之前，崔健仍然要说几句。现场气氛热烈。唱了《红旗下的蛋》、《时代的晚上》、《蓝色骨头》等几首歌后，崔健返场，唱了两首老歌，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
如果说，崔健积极参与社会，批判现实，扮演“活动家”的角色，窦唯则缄口不语，演绎了“隐士”脚本。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就做了一个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活在梦里，各式各样的梦想里面，为了这个梦想去做事。我自己也一样，活在一场梦里面。”这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VCD中窦唯的一段话。
1994年，摇滚的声音出现得正是时候，“魔岩三杰”本来彼此独立的音乐，集结以制造声势。可是之后，“魔岩”唱片撤出内地，他们再没有版税收入，也没有演出维持生存。现实压迫着摇滚音乐家，理想遭遇了无穷无尽的功利和尴尬，瞬间的辉煌成为了往后十几年回忆的伤疤。
那会儿真是浑身的活力
窦唯1969年生于北京，家住大杂院，父亲搞民乐，母亲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上班。父亲把窦唯“领进门，带上道”，6岁时窦唯就在幼儿园演出吹笛子。“小时候我父亲把这些节奏啊、强弱啊、南派啊、北派啊，都通过民乐告诉我了，我都领会到了，都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我摸起这些东西顺理成章，很自然。”
他喜欢画画、踢足球、听相声，自己也会说，和朋友在一起，大家都会被他逗得乐呵乐呵的。“我遗传了我母亲的幽默。她是个老北京，光那些土话就够你乐的。”但窦唯内心仍有隐秘的一面。朋友说：“窦唯小时候的确开朗，但不是能和你交流的人，他很少跟人有心灵上的交流。”
上中学时，父母离婚，窦唯和妹妹跟着母亲生活。这让他“总觉得惶恐不安，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对人际交流，对社会认识，多少都有影响”。“离异家庭子女相对来说都比较独立、我行我素，磕磕绊绊是自己的事儿。好在我们的成长阶段相对和平，起码衣食无忧、生活平稳。”
十几岁正上初中，窦唯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就只剩激动了，完全就热血沸腾了，从节奏，到旋律，到和声的这些转变，都很令人震撼”。1985年，窦唯进入职高，学习精神病护理。这个专业“音乐的成分比较大，工作加娱乐，带领病人唱唱歌跳跳舞从而减轻他的病情”。“最让我觉得滑稽的是，第一学期一开学，一看这音乐老师我认识，是我小学一个教数学的，连钢琴都弹不利索，还没我知道的多呢。我忍到第三节课，绷不住了，站起来跟他顶。果不其然这个老师后来被换掉了。”
在职高他学了一点吉他，因为对节奏有兴趣，就又学打鼓，“没去打任何教材，也没跟老师学，完全就是自己瞎摸着玩”。
18岁，窦唯考上北京青年轻音乐团，开始走穴跑垫场，“主场”是蒋大为之类的，“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唱些英文歌，也唱崔健，港台艺人当中唱齐秦的”，跳霹雳舞，“那会儿真是浑身的活力”。“冬天我基本上都在东北，好在北方冬天外面冷，屋里暖和。南方冬天屋里比外面还要冷。有一年冬天去安徽，给我冻得。”当年那些“腕儿”，“《红楼梦》剧组，那穴可没少走，在台上来一个片段，朗诵一下，唱唱主题歌，就已经火得了不得了。观众一看，哟，贾宝玉、林黛玉真的在台上——就跟见了神仙一样。”
没有一场演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