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面对考官的“计算机技术的极限是什么”的质问，邓中翰的回答是没有极限。
这是在IBM的一次面试中的场景，邓中翰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是，邓中翰被录用了。事实上，1997年，邓中翰一边在伯克利求学之时，便一边加入了商业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
邓中翰十分谦和有礼，他说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田长霖，学术造诣精深，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位负责任的老师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后来，周光召又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原始起点。
1998年，正值中国IT市场蓬勃发展，国际巨头纷纷加强其中国市场投入，而中国企业亦努力寻求国际IT市场地位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通过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博士。曲维枝和邓中翰深入探讨了国际及国内IT业的情况，邓中翰对IT市场的深刻见解和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给曲维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一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
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他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今天中星微的核心领导团队，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令人称羡。
然而，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邓中翰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邓中翰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
中星微开始启动，无形地划分了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时代。
“很艰难也很幸福”
中星微在北京北四环边上的办公室常常彻夜灯火阑珊。
因为上班的时候太忙，邓中翰率领的中星微核心团队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开会，他们称之为“碰一碰”，有时候这一碰就碰到三更半夜。对中星微来说，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太多了。
中星微电子成立之初，他们与信息产业部领导一起，多次沟通、探讨，决定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相对通用CPU、存储器（Memory）芯片已经有Intel、三星这样的国际霸主领域，或如ARM、MIPS在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上确定强势地位，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作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甚至功亏一篑。而被全球普遍注目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仍处于群雄混战局面，且未来无论PC或移动通信业务，还是 3C整合时代的消费类电子等应用，数字多媒体芯片均将担当“心脏”角色。邓中翰认为，“借以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