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认识”了赵树理

   赵树理出生于1906年的山西沁水农村，我出生于1954年的江南杭州，时间上相距近半个世纪，空间上既有南北之隔又有城乡之别。因此，对我来说，走近赵树理已属不易，更何况理解层面上的“认识”。“文革”前，只看到过《小二黑结婚》的电影招贴画，隐隐约约知道这个名字。“文革”后，进了大学中文系，拜读了他的一些小说。那会儿，本人虽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蹲了八年，浑身上下一股土土的“大馇子味”，但毕竟出身杭州，心灵深处多少剩有一点城里人的浪漫气质，喜欢阅读高贵典雅的外国小说，不甚爱闻赵树理的“山药蛋”味儿。毕业后，长年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一年两次“遭遇”赵树理，可谓熟悉之至的“老朋友”了，但由于只是将他作为解放区作家的代表，泛泛介绍一下，决不像讲到沈从文、张爱玲、曹禺那样来劲。

    不过，大学期间，心中总积有一则“赵树理疑惑”：作为解放区工农兵文艺的旗帜，怎么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倒了呢？日前，为核对一则资料，从《新文学史料》（1983年3期）读到《记赵树理的最后五年》，合卷之余，这才觉得“认识”了赵树理。

    1956年8月23日，兼任县委书记的赵树理，就农村合作化运动给长治地委负责人的一封信。撮要引述如下：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相信我们县级干部都是勤勤恳恳作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好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受到好事之福，反而受到好事之累。……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任务”是完成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反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

    1959年8月，他给中央某负责人（可能是陈伯达）写信：

    领导农业上好多好像根本性质的问题。……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两类矛盾……集体所有制仍是他们集体内部生产、生活的最后负责者。在这时候，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农业合作化以来……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

    读到赵树理的这些文字，我有了那种“震撼”的感觉，瞬间产生了电击——终于“认识”了这个人！

    赵树理到底是作家，感觉灵敏细腻，表达清晰准确。能够说出上面这些重话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认识。早在1956年，他的笔下就有这么清晰的“人”的概念，实在相当不易。发出这一系列的“为什么”，对赵树理来说，尤为艰难。因为，合作化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生事物，这一长串批评毕竟是对着自己千爱万爱的革命政府呵。就我所知，赵树理是党内对这一运动的第一批质疑者之一。而他能够这样做，关键还在于他的价值立场，即真正站在群众利益的立场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像当时的很多干部一样只是站在“任务”的立场。这在1950年代，在浓烈的一面倒社会氛围中，实在是太艰难太稀少了。当“任务”与“问题”发生冲突，上下满拧，很少有人能从“问题”出发作出判断，而是毫不犹豫地从“任务”出发，不是无视“问题”的存在，就是谴责农民的落后。

    从这些信中，我感受到赵树理真诚的理想信念，他确实认为“好事”能为贫穷苦难的中国农民带来幸福，他这才于“好事”初行之时，就能对“好事”所带来的拖累发出惊呼。

    赵树理能够产生上述认识是有基础的。1957年家乡修水库，他寄赠千元，帮社里买水泵与锅驼机。他还买了苹果树苗、细毛种羊给老家的尉迟村。他说只要能使亩产多打30斤粮食，他宁愿领导农业生产而不当这个作家。在生活上，他努力保持农民简朴本色，开会住宾馆，他睡不惯沙发床，索性睡在地上。一位熟知赵树理的领导同志说：老赵在初级社时十分积极热情，甚至有点卖命，高级社时就好提意见了；进入人民公社后，就沉默寡言了，认真向中央写了“万言书”，作品也写得少了。1959年，陈伯达想起赵树理给中央的“万言书”，拿出来交给作协，指令批判。赵不服，认为批判者根本不了解农村情况，无权批评。1964年作协整风又批他，赵硬是顶着不检讨。

    我终于“认识”了这位价值理念前后一致的作家。他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求索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