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大公报》

   胡适是《大公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
治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引用和阅读《大公报》的记载。他
在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也经常转载《大公报》上的文章。特别是
从《大公报》创办了“星期论文”专栏以后，胡适和它的关系就更密
切了。
    1934年1 月1 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
“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
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
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
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
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方蒙和谢国民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认为，“星期论文”
这一设想是张季鸾提出的。（《大公报人忆旧》77页，中国文史出版
社，1991年）他当时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
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
化教育的关系。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
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
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
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
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我们从后来看到的史料中，可以补充方蒙和谢国民先生的说法，“星
期论文”的设想最初就是胡适提出来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胡
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
联系的。
    胡适曾说过：“《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
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
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
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第4 册，118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公报》“星期论文”
的第一篇，就是胡适自己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
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
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
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
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胡适在“星期论文”栏
下共发表过十九篇文章，是发表文章较多的一位作者。在“星期论文”
初期的八位撰稿人当中，有五位是胡适《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不
久增加的张奚若和吴景超也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给《大公报》写
“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
是今早一点种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胡适的
日记》第519 页，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
    《大公报》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
那时胡适和他的《独立评论》周围的朋友们都先后成了《大公报》的
作者和读者。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争论，都与《大公报》有
关。胡适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
而合，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
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
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
《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
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
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
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
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
经过的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
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
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
方法。”（同上1446）  胡适说：“我在去年——  曾提出调整中日
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
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
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胡适之先
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 册第1576页）
    胡适一生对《大公报》非常有好感。在他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随
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胡适说：“后来在《大公报》和《国
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惭愧。他游
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线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
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
考。”（同上1344页）
    胡适说：“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
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
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
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
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什么事？’我是向
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 （同
上1320页）
    对于《大公报》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胡适1937年7 月写给《大
公报》记者的一封信中看得更真切：
    《大公报》记者先生：今天读张菊生先生至贵报书，我很感动，
也很兴奋。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
使我们青年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因此，我
也写这一封信表示我对于贵报揭载纱布投机一案的新闻，和连日发表
的政论，都十分钦佩。我也赞同张先生要求法院‘将所有各项支票逐
节根究’的主张。我希望上海熟悉投机黑幕的正当商人与银行家都应
该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政府与法院，遇必要时，应该出头做证人。我
们若要同家的政治清明，贪污绝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个个小
公民，都得挺身出来管管闲事。如果人人都能向张菊生先生那样爱打
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望了。（同上第5 册，1599页）
    胡适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对时局的评价，意
见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的认识大体
一致。
    1938年10月8 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
美》，对胡适在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胡适
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
事。因为胡氏是以教授与著作为业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做外交官，政
府在平日固然无此拟议，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断定必不接受。所以此
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
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
重大。张季鸾说：“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
时期我们对美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
进国交，但胡氏的任务却超过寻常。”（《季鸾文存》84页）胡适和
张季鸾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适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1 
月5 日  张季鸾自上海来，我邀了梅、蒋二校长及周枚荪、潘光旦、
陈岱孙、陈之迈、沈弗斋、张奚若到我家会他。从八点谈到十二点才
散。季鸾说：，蒋介石先生似有意约一些学者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
去南京谈谈。
    “季鸾说，今年三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
对日本。”（《胡适的日记》第521 页）
    1938年7 月30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胡适写信，也表达了对胡
适的敬重。此信过去不常见，抄出如下：
    适之先生：别才一年，我们的抗战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
感念必多。近闻先生到伦敦讲学，影响必甚大，闻之欣慰。回想去年
此时在牯岭与先生聚首时，谁会想到我们会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
后，武汉已感威胁，但敢断言绝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沪
报送终，今年一月初来汉，已干了七个月，假使汉口不能支持，无疑
的又是芸送汉报之终。敝报计划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
一三出版。汉口如危急，此间之报即移重庆出版，由芸承主笔务，季
鸾先生则往来于港渝及大本营之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
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
讲稿亦时时赐寄，以增国人信念。赐件寄港汉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
十三号三楼，汉口如有变动，则请寄重庆，渝馆设新丰街十九号。远
东大势似在活动中，日本方对英相演说表示恫吓，今日又接日苏接触
之报，日苏关系如果爆发，定我抗战之出路也。  请维  珍重。  专
颂  道安  后学  王芸生谨上  廿七年七月卅日  夜  汉口  “（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628 页，黄山书社）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判断，胡适与王芸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主要建立在他们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中日问题的看法，
庐山谈话会时，胡适和王芸生就北方问题做过多次长谈。胡适在日记
中说：“来长谈的有：吴康、萧一山、马荫良、洪深、王芸生、戴君
亮。——晚上与沧波、芸生长谈北方事。”（《胡适的日记》第574 
页）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公报》，与他和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
生的友谊相关。王芸生在《前进吧中国！》中曾叙述过他和胡适的关
系。他说：“今年夏天两广问题闹得最历害的时候，胡适之先生自北
平出发，准备出席太平洋学会，我与他同车自北平回天津，我们谈了
一路，当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说：‘希望你自美国回来时，能够
看见我们国家的进步。’最近他自海外归来，我在上海码头迎接他，
他虽是抱恙归来，我们见面时却是满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车上那样忧
郁了。我们那天谈了约莫两个钟头，结论是：‘我们还需要大的准备，
大的苦斗。’他很郑重地说：‘现在证明，我们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
的忍耐，完全没有错。’”（《芸生文存》2 集，3 页）西安事变发
生以后，王芸生打电报给胡适，请他把对于西安事变的感想写出来给
大家看看。胡适在病中写了他那篇《张学良的叛国》，在“星期论文”
栏下发出。王芸生说；“胡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又要
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我读到这两句话时，深
切意味到我在这几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时我又自慰，我居然还能
强项见人，硬嘴说话！我既已强项见人，硬嘴说话，为什么不能照样
的写文章呢？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来续写这篇业已搁笔一星期的文
章。（同上）
    1931年5 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
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
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
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
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
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
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
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
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
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
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
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
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
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
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
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
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
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
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
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
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胡适对于《大公报》
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
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
身上，胡适有一种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
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