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趋堕落的知识女性——《寒夜》曾树生形象初探

《寒夜》不愧为巴金的代表作，每一位读者恐怕都不会不被它震动。读着它。我们的思想感情也随化合物的命运而行进，心就像被蚕吃桑叶一样地慢慢嚼噬着，禁不住为书中的人物流下同情的眼泪（尤其是汪文宣）。书中除成功地了汪文宣这一被压抑和摧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曾树生的形象颇值得人们注目。

曾树生的形象是复杂的，要透彻地整体把握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历来颇有争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她是一个受旧社会腐蚀侵害而日趋堕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形象。

曾树生曾是一个新女性。她在大学时与汪文宣建立了爱情，并按照新的方式与汪文宣结合。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立场办学堂、兴教育，献身于国家的教育事业。这种对爱情的追求，这种志同道合的理想，使她和汪文宣建立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

可是，抗战爆发了，他们从上海迁至重庆。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更加严重的艰难和困苦，连汪文宣这些知识分子家庭也每况愈下，生活日益窘迫。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其悲剧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是社会的悲剧，我们不能归之于哪一个人身上。但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又不能不说，曾树生对过去理想的放弃和对其所谓痛快、享乐理想的追求为社会腐朽势力的蛀虫提供了温床，从而加速了汪氏家庭的分裂。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曾树生不离开汪文宣又怎样呢？汪家不是照样分裂吗？曾树生不离开汪文宣他们家中谁又能更幸福呢？

是的，汪氏家庭的悲剧是必然的（前面已有些论述），这是社会造成的，唐柏青和钟老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曾树生离开汪文宣时已是这个家庭完全濒临崩溃的时候，这一结果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似乎再难以找出曾树生和汪文宣他们的更好出路了。但是，何以如此迅速地达到了这一无可挽回的地步呢？仅仅归之于社会吗？他们家庭内部矛盾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吗？而在这一矛盾中曾树生本身的弱点是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我们看抗战后的曾树生吧。拮据的生活使她难以得到物质的满足，她对这种生活难以忍受，于是她厌倦了这个家庭中的粗茶淡饭，而经常在外与朋友饮酒共餐。当然，这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她作为一个学教育的大学生而给人到银行作“花瓶”，实属无奈。不过，她对于这种生活渐渐习以为常了，并且每逢回家教师满面春风，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由于社会的压抑和摧残，过度匠劳累，使汪文宣性格上产生了一定的软弱性，肺病也在加重。有人把这作为曾树生精神上不能满足的主要原因，连曾树生自己也这样认为。这显然有些偏颇。我们说汪文宣时有些懦弱，可是他与那些奴颜卑膝纵欲敬酒的人相比谁又更软弱无骨呢？汪文宣即使坚强起来，那样的社会又能给这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什么恩惠呢？就能有充足的物质生活吗？何况汪文宣的软弱往往又是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别人着想而作出的让步呢？汪文宣即使有健强的体魄就能仍赢得曾树生的爱吗？显然不能。曾树生这时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有人也曾借口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的正当要求而为曾树生辩护。不错，这有时是正当的要求，但在一家人仅能维持饱饭的情况下却去追求额外的痛快和享乐，这能说是正当的吗？所以我们说曾树生这时已不是过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新女性了，她已开始向自我滑落，已开始向旧势力投降。

她对家庭，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缺少了亲情，而一想极力摆脱。她给汪文宣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怜悯，而缺少真正的理解，而使仍爱着他的汪文宣为此遭到心理上巨大的打击。他交男朋友，寻外遇，而毫不把汪文宣放在眼里，而竟没有任何愧心，她在给汪文宣的长信中竟这样认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难道那日江边的谈话和行动还不能说明一切吗？作者在描写那日江边雾的气味时，是这样写的：“那种窒息人的、烂　人肺腑似的气味。”憎恶之意，俱在言中。她对汪文宣已没有了尊重。不错，她也似乎是被动的，她孔不曾爽快地接受陈主任的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也曾为了改善同汪文宣的关系“费了不少心血”的，但是在她因同情而决定留下与汪文宣共渡难关的同时，缠绕她心头的是什么？是“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她的努力到底又在哪里呢？汪文宣的病，一部分就是因为心理的烦闷和痛苦，曾树生与汪母的争吵，曾树生的外遇，这都是重要的原因，她又为此作了什么更多的努力昵？在汪文宣病重的时候，她飞离了她，在汪文宣病危的时候，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这是何等致命的打击？在和汪母的关系方面，从书中我们似乎会有这种感觉，认为汪母太苛刻，对曾树生从没有过好气，曾树生似乎有一定让步。我们得承认，曾树生在表面是有过友好的表示，可是我们细追一下，汪母为什么如此对曾树生冷漠和讨厌？除了略有点保守之外（汪母也是一个读书人），不就是对曾树生整日不进家门，会朋友、跳舞等看不惯吗？对她的生活态度不满，这都是汪母对曾树生讨厌的真正原因。曾树生对汪母又是什么态度呢？不单没有应有的尊重，而且对汪母的勤于家务也有轻蔑的看法，说什么是个“二等老妈子”，“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对于儿子小宣恐怕就更不用说了，难道母亲去苛求一个刚懂事的孩子吗？曾树生对小宣的少关心、体贴和爱护，正是小宣对她也冷漠的根源所在。我们说，这时曾树生的人生追求，已是为了私利而发国难财，她所谓的理想和自由只是一种“活得痛快”，玩得痛快，毫不负责任的自我享乐罢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已使她成为了一个自私自利和自甘堕落的女性。

不错，我们说社会给曾树生这样的女性造成了一种非常的无奈，她要想活，只有自甘堕落，自甘被社会吞没，这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社会的腐蚀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正是她自身的弱点造成的，我们又不能不批判。

她最终也还是存在同情心的，虽已断绝关系，她仍坚持往家中汇款，这则她的一种心理补偿，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当曾树生回到重庆时遇到那可怜的老太婆时，还是“拿出了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的。她曾为汪文宣的死而感到内疚，也产生了寻找小宣和汪母的想法，可是，当她听到别人在诉说生活的困难，难觅出路时，“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像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将怎样抉择最后的道路？她认为自己是有时间的，“脚步相当稳”，可是寒风使她战栗，生活使她畏缩，她能有更光明的选择吗？对此巴金曾有论述：“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苦一场。然后她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分，大宴宾客。”所以，恐怕只有进一步地走向深渊，去到达官贵人的怀抱中寻找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