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

 提要：孟浩然以布衣终身，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是罕见的。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隐居乡里或壮游四方，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被后世目为“隐逸诗人之祖”。但纵观诗人生平行止与创作，我们会发现孟浩然也曾有过十分认真的求仕之心，只是在经历了科举考试失利的挫折之后，才真正把更多的目光投注于自然山水，作了一位“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逍遥隐士。本文的创作目的在于：在肯定前人对孟浩然评价的基础上，把其中相对片面的观点加以补充。本文以孟浩然科举考试失利为分界点，并参考前后不同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对其隐逸思想的产生因素，存在方式，以及发展变化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说，诗人由隐到求仕到被迫归隐再到慕陶而真隐的经历正体现了一种从乐观到悲观再到扬弃悲观的心路历程。孟浩然的一生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而以隐逸山林为终，从而完成了他螺旋上升式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儒家影响   道释影响   自然风光   社会风尚

            理想人格   扬弃悲观





在中国悠远的文化史中，隐逸现象以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始终占据者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隐逸现象，而作为这种现象载体的隐士，则几乎无一例外的得到当时或后世的景仰和推崇。唐代诗人孟浩然便是其中之一。

提起对孟浩然的评价，诗仙李白的《赠孟浩然》无疑是最另人们耳熟能详的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妙笔之下，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俊朗。”[1]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孟浩然的好友张子容这样写道“杜们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次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2]诗中人物完全是一位悠然世外，不慕功名的当世巢由；受僭而隐的张祜在《题孟处士宅》中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对孟浩然的敬仰溢于言表。不仅是唐代，后代的人们对孟浩然隐逸精神的肯定与赞颂也很多。宋人胡仔在他的《笤溪渔隐丛话》卷九中引了黄庭坚的一首诗：“先生少也隐鹿们，爽气洗尽尘埃昏。赋诗真可凌鲍谢，短褐岂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隐诗不顾龙鳞逆。风云感会曾有时，顾此定知毋枉尺。湘江渺渺泛清流，梅残腊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几秋，后来谁复钓槎头。”并说：“山谷题浩然画像诗，平生出处事迹，悉以道尽。”可见他是赞同诗中评价的；明清之际的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言：“孟浩然诗宛然高士。”著名学者闻一多在品评孟浩然的文章中说：“唐代诗人都有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3]陈子展在他的《唐宋文学史》中写到：“浩然一生风流潇洒，不汲汲于仕进。”历代文人对孟浩然的崇敬之情几乎是无以复加，孟浩然在世人眼中幻化为一位天生的隐士，他那“隐逸诗人之祖”的桂冠一戴便是一千多年。

然而，孟浩然真是一位超然物外，完全自愿的疏离官场，终生过着啸傲山林，纵迹江湖的逍遥隐士吗？事实并非如此，孟浩然同大多数的隐逸之士一样，都没能也不可能做到“浑身静穆”，[4]他的思想中也沾染着多世俗的尘埃，并且一度热衷仕进。我们可以从孟浩然的诗作中体会他这种仕隐出处的矛盾冲突，感悟他波澜起伏的心路历程。在这里，笔者并非是想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一些信而有征的材料加以怀疑，甚至是否定，而只是想把前人某些相对片面的论述加以补充，使我们对孟浩然思想（主要是其隐逸思想的发展）有一种更贴近于真实的认识。



一

孟浩然生于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40年），据史料记载，孟浩然在他五十二岁的一生中奔走于京洛，漫游于吴越湘汉之间共约八年，先后客张说和张九龄幕府共约六年，其余时间均居于他在故乡襄阳郊外的别墅涧南园及鹿门山，其经历是相当简单的。然而，“经历简单，并不等于说这个人的思想也简单。”[5]虽然诗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隐居乡里或优游山水，但这并不说明其隐逸思想是诗人思想的全部内容且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止步于史书中简单的记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盲从于前辈文人以偏概全的定论。笔者认为，要研究诗人的思想，还是应该从最直接的材料，即诗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去体味和感受。

在孟浩然的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事件，无疑是其中年入京应试不第了，这件事不但是孟浩然一生的转折点，而且毫不夸张的说也对唐代甚至中国诗史有着一定影响。我们可以此作为分界点，对诗人前后两个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与行止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理清诗人隐逸思想的发展线索。

孟浩然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他从小就秉承家训苦读儒家经典，“性先自邹鲁，家本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辞赋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6]“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7]等诗句都表明，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有所为的承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科举考试和入世作准备，为了实践儒家“学而优则仕”[8]的入世原则，为了踏上盛世给他提供的极其明确的人生道路。可见，此时孟浩然，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是为隐而隐的，他实际上是在隐居的名义下为自己积累入世的资本。

但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孟浩然没有隐逸的倾向。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多种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在儒家思想中同样存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9]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的人生趋向，这一点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由于襄阳是当时繁荣佛学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诗人从小便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11]“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12]都表明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此止山门，谁能效丘也。”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时孟浩然已显然把三家联系在一起，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机制；再有：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闻一多先生说过：“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13]诗人在他的很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得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他一度隐居鹿门山也正是表示自己先辈的追随；最后：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一种美丽的诱惑。

除了上述因素外，社会风尚也对孟浩然隐逸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自由的对立物。所谓“亿万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禁锢个人意志，强迫人们按森严的等级屈从强者。因此，尽管巍巍的封建政治舞台对广大知识分子充满建功立业不虚此生的诱惑，吸引他们按照儒家设计的人生阶梯奋力攀登，但在这座舞台上那永远无法消失的斗争，机诈，拘束，压制，甚至是残酷迫害，又使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感到苦恼和厌倦，从而产生离心思想，渴望寻求另一片人生天地。这种对自由天地的寻求，在社会处于朝不保夕的乱世，衰世的诗人，可能是不敢去想的奢望，但是，一旦遇到社会意志旺盛，思想解放，而又衣食丰足，社会安定的盛世，却会变成理想主义的实践，它不仅支配着淡泊名利者的行动，而且也常常渗入如孟浩然这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的人们的头脑。与此相应的，孟浩然创作了大量表现隐逸内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宴包二容宅》：“眼明栖鸟迷，余将归白社。”《李氏圆卧疾》：“伏枕慕公干，归山羡子平。”《听郑五喑弹琴》：“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等等。

可是，我们不能依据上面对诸多因素的列举，便认为隐逸思想已在孟浩然的头脑中大行其道，这无疑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我们有必要对上面的材料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孟浩然这一时期的隐逸思想。首先：唐代文人大多在其中进士之前隐于家乡，读书或招名，为其出仕做准备，孟浩然也不例外。此时，孟浩然的隐居是其入世的一个前奏，诗人的确对隐逸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充其量是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一种调节心理，贻情悦性的精神享受。由于时代的原因，儒家的熏陶以及诗人对建功立业的巨大渴望，使其绝不可能象汉末离乱时代的庞德公一样走“采药不返”的道路；其次：上文提及隐逸之风对很多如孟浩然这样有用世之心的人有所渗透，这是事实，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对于没有受到过任何仕途打击，而把官场与政治想象得过于浪漫化的孟浩然来说，这种渗透性的影响还远达不到制衡其入世思想，甚至削弱其入世欲望的程度；再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孟浩然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很多都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正待功名遂，从君继两疏。”[14]“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15]“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16]“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翎骥心。”[17]“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顾。谁能为杨雄，一荐《甘泉》赋。”[18]等等。这除了表明诗人入世之心之外，还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诗人根本无意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隐士”的形象。可见此时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在他整个思想中肯定不会占重要地位。当然，最能体现其隐逸思想薄弱性的还是孟浩然的出山求仕。

根据上面的论述，应当说这个时期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完全处于一种次要甚至是潜在状态。孟浩然只是把隐逸思想寓于怡悦性情的表层生活，他的内心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毕竟，孟浩然不会在英灵尽归的盛世去心甘情愿地做一位职业隐士。



二

孟浩然于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正象他在《仲夏南园寄京邑旧游》中所说的那样：“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饱读诗书的孟浩然告别了隐居的处所，怀着一颗跃跃欲试，舍我其谁的雄心来到长安，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长安早春》中：“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正表现了诗人这种思想状态。然而，现实生活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美好。孟浩然的进士考试终于失败了，巨大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前一时期隐居的乐观旷达的心情也渐渐暗淡下来，而愤怒与怨恨，不平与自怜，则一时全都涌上心头。孟浩然把满腹的牢骚诉诸笔端。“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19]“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区，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20]“欲识离魂断，长安听雁声。”[21]“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二毛催白法，百镒罄黄金。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谢公积愤懑，应系空谣吟。”[22]失望之余，诗人也流露出要复隐山林的愿望。但此时似乎负气而言的成分要多一些。因为孟浩然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安，而是游览附近的山水风光，其目的却不在于此，他希望在京师显露才华，求得一个非科举途径的进仕机会。《题长安主人壁》中：“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充分地表达了他这种仍未绝意仕途，而于仕隐之间举棋不定的矛盾心情。

可是，孟浩然丝毫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虽然“十上耻还家，徘徊首归路。”[23]却仍然毫无结果。诗人终于彻底失望了，他发出绝意仕途的宣言：“吾道味所适，驱车还向东！……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24]“跃马非吾事，狎欧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25]但是，以孟浩然此刻的心情来说，我们不难体会这表面的豪言壮语，也只不过是他的政治感情回旋激荡所发出的不忍去而又不得不去，言去而心不去的痛苦颤音。很显然，他的归隐是被迫的，孟浩然此刻正承受着他一生最曲折痛苦的内心折磨。

开元十六年冬天诗人离开了长安这个伤心地，于次年春天回到家乡。此时，孟浩然虽已声称绝意仕途，但却丝毫也没能减少他低落的心情。在家乡小住数月之后，也许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也许是受到当时文人漫游之风的影响，孟浩然开始了他的吴越之旅。诗人取道洛阳，循汴水而下，经润州，杭州，再去天台山游览，顺流由上虞江到达会稽，后经润州溯江而上，当他回到家乡时已是开元二十一年的夏天了。

如果说科举考试的失败是使孟浩然认识现实的清醒剂，那吗这次吴越之旅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伤痛的平复剂，同时也成了促使其隐逸思想发展的催化剂，优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创伤大大地减轻了。与此相应，诗人早年隐居时那种“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潜在心理机制渐渐清晰起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寄情山水之作来表达这种思想与愿望。“平生慕真隐”“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26]“愿言解缨萝，从此去烦恼。”[27]“回瞻魏阙路，无复自牟心。”[28]“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29]等等。经过自然洗礼的孟浩然，郁闷的心情确实消减了很多。我们在“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30]等诗句，以及如《与杭州薛司户登樟驿亭》，《与颜钱塘登驿亭望潮作》这样气势不凡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可以感到诗人那种逐渐开朗的胸怀。当然，虽说诗人已走出了低迷情绪的笼罩，重又寻回了做隐士的感觉与心态，但可以想见，这种旧梦重温已不会有太多昔日隐居时的快乐与从容，却多了几分狂放，无奈与酸楚。

远游归来后，孟浩然又开始了闲居家园的生活。此时的孟浩然早已充分认识到了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不平，从而抛弃了早年对现实与政治的浪漫幻想。他深深地感到一种“翻飞羽翼催”[31]的压抑，特别是当他恍然惊悟到“物情移势利”[32]“一切是虚假”[33]之后，便提醒自己“迷心应觉悟”[34]了。这种思想转变使得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少了几分闲适，多了几分锋芒。“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35]“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36]“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37]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一些刺时之作。“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38]“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39]等等。这充分的地反映出孟浩然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又显示出孟浩然多多少少对仕途失意仍旧不能释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并非唐突诗人，因为说到底，他的再度隐居乃无可奈何之举，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不过，我们不应该认为孟浩然的余生只是在这种毫无人生亮色的耿耿于怀中度过，如果这样，诗人的隐逸思想中可称道的成分便不多了。毕竟，孟浩然还有他生性洒脱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促使他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推动他走向人生轨迹的顶峰。

现实挫折把孟浩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拦腰截断，诗人深切地感到自我被压抑而无法向外展开，于是转而寻求内心修养的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时候，孟浩然所敬慕的陶渊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导，很多如“常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40]这样的诗句都充分地表现了诗人这种情感。虽然我们知道陶渊明是自动辞官隐居，而孟浩然则是做不上官而被迫隐居。可是，孟浩然这种追寻先辈足迹，希望通过移情山水，放浪四海，伴花拥石的隐逸生活，从而达到在自然中恢复真实的自我，并寻找自我人格超越的努力却是值得我们钦佩和赞赏的。其实，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孟浩然获得如此多的好评，也确立了他在中国隐逸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能对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发展变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孟浩然早年的为仕而隐表现出其隐逸思想十分微弱；仕途受挫后他不得已而隐其隐逸思想于山水洗礼中有了实质的发展，并且多了几分针对现实的锋芒；而诗人未止步于此，在他效法陶渊明的努力中，其隐逸思想的格调又得到了提升。可以说，孟浩然由隐到求仕到被迫归隐再到慕陶而真隐的经历，正体现了他一种从乐观到悲观再到扬弃悲观的心路历程。孟浩然的一生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而以隐逸山林为终，从而完成了他螺旋上升式的人生轨迹。  





注释：

[1]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2]张自容：《送孟浩然归襄阳二首》之二  

       [3]《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4]鲁迅：《题未定草（七）》

       [5]陈贻欣：《唐诗论丛》第131页

       [6][16]《书怀赠京邑故人》

       [7][23]《南阳北阻雪》

       [8]《论语•子张》

       [9]《论语•泰伯》

       [10]《孟子•尽心上》

       [11]《还山赠湛禅师》

       [12][26]《寻香山湛上人》

       [13]《闻一多全集•孟浩然》

       [14]《送告八从军》

       [15]《田家元日》

       [17]《洗然弟竹亭》

       [18][36]《田园作》

       [19]《秦中感秋寄远上人》

       [20]《留别王维》

       [21]《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行》

       [22][25]《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24]《京还留别新丰诸友》

       [27]《宿天台桐柏观》

       [28]《初下浙江舟中口号》

       [29]两句皆出于《岁暮归海上》

       [30]《经七里滩》

       [31]《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

       [32][39]《山中逢道士云公》

       [33]《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

       [34]《陪姚史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

       [35]《晚春卧疾赠张八子容》

       [37]《京还赠张维》

       [38]《久滞秦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40]《家园卧疾毕太祝擢见寻》

参考书目

  1《唐诗论丛》             陈贻欣          湖南人民出版社  80年9月第一版

2《王维和孟浩然》         王从仁          上海古籍出版社  83年10月第一版

3《唐诗丛考》             王达津          上海古籍出版社  86年7月第一版

4《孟浩然诗集校注》       李景白          巴蜀书社        88年3月第一版

5《孟浩然集校注》          徐鹏           人民文学出版社  89年8月第一版

6《孟浩然诗集笺注》       曹永东          天津古籍出版社  90年3月第一版

7《仕与隐》                王得保         华文出版社      97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