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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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左宗棠(1812.11.10—1885.9.3),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清朝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1812年(嘉庆十七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生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煅(今金龙乡新光村)。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急剧地走著下坡路。政治腐败,国防空虚,鸦片泛滥,财政拮据,人民反抗浪潮此伏彼起,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正濒临崩溃。而这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正迅猛发展,被称为“海上霸主”的英国到处扩张殖民地;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决心用武力开拓通向东方的道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这就是左宗棠所生活的时代特点。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左观澜只是个县学廪生,靠教书养活全家,过著清苦的生活。父亲去世后,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几乎全靠有限的“膏火”费维持生活。艰辛的经历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可能接触下层人民的苦痛,了解社会的弊端,改革时弊、“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巩固边防的呼声在他心中激起了波澜。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左宗棠。1839年,当林则徐在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正在安化陶澍家就馆,他勤奋地搜集、阅读唐、宋以来有关外国的官私记载。以后,英军又在东南沿海恣意骚扰,对于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左宗棠极为愤慨,他提出了“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左丈襄公全集》(光绪十六至十八年刻本,以下简称《左集》),书牍,第1卷第11—12页)等具体抵御措施。但鸦片战争却以清统治者屈辱求和,签订“城下之盟”而告终,这是左宗棠所意料不及的。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的过程中,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政治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和湖南著名学者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对左宗棠影响较深。同时,林则徐、魏源所表观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抵抗外侮的坚决性以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对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只有一面之缘,但他对林的思想和作风表示由衷的钦佩,时刻关心著林则徐的行踪。1849年底,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翌年元月,曾在湘江舟中约见左宗棠,林“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本)第55卷第22页)

    1843年,左宗棠靠教书积蓄的“束修。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当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愿望尚未实现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已狂飙突起,首义广西,挺进湖南,滚滚风雷震撼著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危及左宗棠的切身利益。正是风云变幻的阶级较量中,他先后两次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决心为本阶级的命运和前途一搏。

    1852年(咸丰二年)夏,太平军直抵长沙城下。当时,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已至常德,他派专人到湘阴招左宗棠出山相助。10月初,左宗棠随张亮基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省城长沙,张亮基“一以兵事任之”。11月底,太平军撤围北走,并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随后又顺流东下。清廷急以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亦随张亮基于1853年3月抵武昌。半年后,张调任山东巡抚,左辞归湘阴。

    1853年夏,西征太平军溯江西上,围南昌,克九江,攻入湖北。1854年2月,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并继续西进,连下岳州(今湖南岳阳)、湘阴、靖港、宁乡。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于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6年之久。

    在主持湘幕期间,左宗棠为曾国藩的湘军增造战船,接济粮饷,提供后勤保障。当时湖南税收混乱,民间负担很重,军饷难于保障。1857年,左宗棠建议规定军需、税收限额,减少漕粮征收额,结果收入反而增加。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湖南创办厘金局,每年可得厘金百万两左右。这些措施,充实了湖南的饷源,为新建的湘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左宗棠因“接济军饷功”,升为兵部郎中。

    左宗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显露出的才干使他名噪一时,一些高级官员竞相举荐,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但天有不测风云,湖南官场内部满汉矛盾激化,左宗棠遭到疑忌。1859年,由革职总兵樊燮发难,向湖广总督和都察院诬控左宗棠,并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险些使他身败名裂。这件事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促使他于1860年1月搬出巡抚衙门,结束了幕客生活。

    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的荐举,起用左宗棠,给予四品卿衔,让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曾国藩要他回湖南募勇,他以长沙为落脚点派人四出募兵,网罗人才。7月下旬,共建成四营(每营500人),四总哨(每总哨320人),别以精壮200人为亲兵。同时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加上火勇、长夫,总计5804人,号称“楚军”,9月下旬,左宗棠从长沙率楚军出湖南,取道江西开赴皖南。

    其时,曾国藩的大营驻在皖南祁门,兼顾长江南北的军务。太平军则以武昌为进军目标,夹长江两岸西征,目的为了解安庆之围。曾国藩为了确保祁门大营的后路,急调左宗棠部由江西东进驰援。11月初,左军进抵赣东北的景德镇,12月,连占德兴,婺源(属安徽)。1861年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占领婺源,意图入赣,与左军形成对峙。4月下旬,两军在乐平激战。左宗棠命军士在城外挖筑掩壕,凭借工事抵抗,并引水塞堰,使其溢漫,以限制太平军骑兵的活动,然后乘风狂雨骤之际,分三路越壕出击,取得胜利,太平军损失约万余人。6月,左宗棠率部回守景德镇,并因功晋升为太常寺卿(正三品)。7月,左宗棠留军守景德镇,自率4000人东进,移驻皖南婺源,全军增至7000余人。

    1861年9月,湘鄂军攻克安庆后,两江总督曾国藩决定实施远势包围,攻取金陵的方针,并奏请由左宗棠率部攻浙江。1861年底,清廷命左宗棠为“督办浙江军务”,翌年1月,左又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大部已被太平军席卷。在筹画入浙时,左宗棠坚持“慎于前敌,亦当慎于后顾”的方针。他先攻取遂安,然后力图保住清军在浙西的唯一重镇冲州(今衢县),做为夺取全浙的基地。但左军进展相当缓慢。后来,蒋益澧率8000湘军开到浙江,加之李世贤又率一部太平军回援天京,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

    1863年(同治二年)春,左军攻下汤溪,龙游、兰溪,并占领金华府城和义乌、诸暨。同时,出动在衢州建立的内河水师,水陆并进,又陷桐庐。不久,清廷又授其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这时,左宗棠直接指挥的兵力已有3万余人,但部署分散,军饷缺乏,加之瘟疫流行,因而在富阳与太平军相持5个多月,毫无进展。只是在由法国人组成的洋枪队(所谓“常捷军”)的帮助下,直到9月才占领富阳城。1864年4月1日,左军攻陷杭州。之后,左宗棠又遣军陷武康,与淮军合围湖州,至11月夺得浙江全省。清廷封其为一等伯爵。

    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10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由江西入闽。11月底,左离开杭州南下,其部近2万人亦分三路进入福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共四五万人。1865年上半年,先后击败太平军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迫使太平军余部退至粤东北。10月,清廷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粤、赣、闽三省各军,包围太平军于嘉应城(今梅县)。1866年2月,城内太平军部分突围,大部投降。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斗争到此结束,左宗棠也因此被赏戴双眼花翎。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考虑购雇轮船,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当年夏天,他上疏清廷,阐明其加强海防的主张:“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落后必然挨打,左宗棠曾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集》,奏稿第18卷第4页)向外国租赁和购买船舰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把自己的海防计划附著于外国军火商身上,终非长远之策。因此,他建议创办自己的现代造船厂。

    1866年8月,左宗棠亲至福州罗星塔,购买民田200多亩做为厂基,又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等工程,并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自己的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军官。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却于9月底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突然的变化使处于草创阶段的船政局工程有夭折的危险,但左宗棠丧示决不半途而废,他向清廷保举原江西巡抚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然后于1866年12月18日离福州去陕西。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福州册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于1868年1月18日正式开工,并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左宗棠“洋务”活动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创办“兰州机器制砚局”,发展民用工业。他在1866年6月25日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饱,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任陕甘总督后,他决心把上述愿望付诸实践。1877年冬,兰州制造局委员赖长(该局创办于1871年,为兵工厂)用自制水轮机试制成“呢片”一段呈验,左看后大为赞赏,遂于第二年写信给在上海的辨运局委员胡光墉,嘱其留意访购织呢机器。1879年10月,1880年5月,由德国织呢技师石德洛末采购的机器先后运抵兰州,9月16日,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左宗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力图把“洋务”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的全部洋务活动都扎根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上,他的洋务思想也不能跨越封建思想体系的雷池,因而他向往的“富国强兵”之路只能是封建制度旧垒中的盘陀道,这就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全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除长江以北有捻军等与太平军相呼应外,黔、滇、川等省亦爆发了苗族、彝族、回族起义,60年代初,陕,甘两省回民的反清斗争,声势也颇为浩大。

    1864年底,捻军领袖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起来,按照太平军制度组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新捻军。1866年10月,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兵两路:赖文光、任化邦率一部在中原坚持斗争,称“东捻”,张宗禹、张禹爵进兵陕、甘,称“西捻”。

    18643年11月25日,西捻军在华州(陕西华县)城东击败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 左宗棠在清廷催促下,于1867年1月底到达武昌,他接受朋友王柏心的建议,制订了进军西北的战略方针,即所谓“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左集》,书牍第9卷第8页,第14页)在战术上,针对捻军的骠悍骑兵,提出要“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跟,而后讲击刺。”(《左集》,书牍第9卷第14页)

    1867年1月,西捻军在坝桥的十里坡击溃清军,并包围了西安城。陕西的局面使左宗棠十分心焦,但由于东捻军已突入湖北,驰骋江汉,与西捻军互相声援,使他不敢贸然入陕。直到5月初,东捻军北入河南,左宗棠才实施他的三路入陕计划。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酝酿了一个对付西捻军流动战术的作战方案。即卡住渡口,封锁渭河,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区域内,加以歼灭。八九月间,西捻军活动于泾水两岸。10月上旬,左宗棠亲赴泾西与各军统领会商,准备消灭西捻军于泾河西岸。但西捻军突然跳出包围圈,直趋陕北。12月中旬,又从宜川踏冰渡过黄河,东入山西。左宗棠只得亲率5000人入晋尾追。

    西捻军东渡黄河后,直下豫北,渡漳河,经磁州(今河北磁县)北上定州(今定县),进逼保定。1868年2月,进至易州(今易县)附近,前锋径抵卢沟桥。左宗棠急忙由山西赶到保定,并向清廷建议把集中在直隶的清军划分为“近防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3月,西捻军渡漳河入河南,左宗棠尾追不舍。其时,清廷命李鸿章总统各军,派左宗棠专防直隶和运河。5月,左军渡过运河,驻扎吴桥,以后又移驻连镇。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圈制”之策,将西捻军围困在减河以南,运河以东、黄河以北方园六七百里的区域内。西捻军因突围不成,于8月中旬最后完全失败。清廷命左宗棠带所部回陕,镇压陕、甘回军。

    陕西回民起义爆发于1862年春,随之甘肃回民亦起而响应(制了甘肃大部分地区:马彦龙、马占鳌占领河州(今甘肃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一带,马化龙占领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马文禄占领肃州(今酒泉),马桂源占领西宁(今青海西宁)。

    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回到西安,召集各路将领会议,重新部署兵马。他派刘松山率“老湘军”从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行,进攻回军的盟友——董福样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结果,董福祥等投降,刘松山从中挑选精壮编为“董字三营”。1869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占领了陇东肖金镇,董志原等陕西回军的重要据点。接著,便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大支回军中,以马化龙实力最强。马化龙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灵州及附近各州县,自称“统理宁郡、两河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左宗棠认为“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左集》,书牍第11卷第33页)6月,他分兵三路大举进攻金积堡:北路以刘松山部进定边、花马池,逼近灵州,中路为主攻方向,以魏光焘,周绍濂、刘端冕各军直指庆阳,环县,南路派吴士迈诸军由陇州(今陇县),宝鸡趋秦州(今天水)。7月初,左宗棠自邻州,长武进驻泾州城(今甘肃泾川)。

    1869年秋,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中路清军亦由固原,平凉北进,11月中旬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回民军以秦、汉二渠为依托进行顽强抵抗,于1870年2月中旬,一举夺回险要的峡口(黄河青铜峡口),使清军伤亡惨重。同时,还在马五寨的保卫战中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回军,一面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8月下旬,中路清军夺取了峡口,接著,刘锦棠部攻下东关。1871年1月6日,马化龙父子因粮尽援绝,向清军投降,刘锦棠按左宗棠的预谋,以搜获匿藏洋枪为口实,把马化龙父子及兄弟子侄、精悍部众1800余人全部杀害。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左宗棠于1871年8月,调集各军向河州发动总攻,他自己亦从平凉西移至静宁,安定(今定西县)。10月至11月,清军渡过洮河,并攻破河州第一道门户--三甲集。1872年1月,清军直逼回军重要据点太子寺(今广河县),结果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但河州回军领袖马占鳌见自己伤亡也很大,清军又不断增援,遂主动向左宗棠投降,交出骡马4000匹,枪矛1.4万余件。

    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甘肃省城兰州,并调刘锦棠部老湘军进攻西宁。西宁回军领袖马桂源、马本源与逃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军白彦虎等联合起来,共抗清军。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双方接战50余次,直至11月19日,清军才进抵西宁。1873年2月,清军攻破了向阳堡,并进入大通县城(今大通县西北)。3月,马桂源兄弟在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被俘。

    左宗棠本想在西宁之役后告病还乡,但此时传来沙俄入侵新疆伊犁的消息,他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集》,书牍第11卷第48页)面对这一形势,清政府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今酒泉)。左命徐占彪部川军12营从靖远出发西进,于1872年1月抵高台。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的回军领袖马文禄再次举起反清旗帜,据城为守。围攻肃州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多,劳师无功。1878年9月,左宗棠离开兰州,亲往督师。10月30日,刘锦棠又率湘军赶至。11月初,马文禄至左宗棠大营投降,左宗棠下令将马文禄等9名回军首领杀害。清军还入城屠杀了许多赤手空拳的回民,“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左宗棠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当左宗棠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时,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频频告急,大片领土沦丧,形势十分险恶。

    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并迅速扩展到天山南北。在起义过程中,一些上层分子窃取了领导权,分别建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彼此争城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新疆的混乱局面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入侵我国南疆,建立了名为“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1870年秋,阿古柏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野蛮的入侵者在占领区无恶不作,使新疆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此。1871年5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在阿古柏集团把魔爪伸到北疆时,竟悍然派兵入侵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那么,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著加强“海防”的旗号,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李文忠公全书》(光绪31—34年于U),奏稿第24卷,第19页)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一方面他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陈明利害,认为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左集》,奏稿第46卷第36页)清廷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妇版图,困难之多是显而易见的。但左宗棠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朔雪炎风,何容措意”(《左集》,书牍第15卷第22页),“风尘浩荡,马首欲西,生出玉关,亦是幸事,”(《左集》,书牍第77-78页),悲壮豪迈之情滥于言表。

    左宗棠首先要解决的是每年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经左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出200万两,并严令各省,关在3个月内解齐军费300万两,又准许左宗棠自筹外债500万两,这一难题才算解决。

    出关作战,筹粮和运输是又一难题。为此,左宗棠把筹粮和筹运输看成是“西北用兵要著”,一面分南北两路加紧采买,一面指示“嵩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好军屯和民屯。他还因地制宜,车载、驮运兼顾,官运、民运并举,组织了一条有效的运输线,终于赶在战斗打响之前在安西、哈密、古城、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2480万斤军粮,并妥善安排了军火、军装及其他军需物质的供应。

    左宗棠还重视裁减冗兵,训练部队,充实装备,并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左集》,书牍第15卷第49页)的作战原则,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876年(光绪二年)4月7月,左宗棠由兰州抵达肃州。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马步25营(约11000人)分4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紧接著,左宗棠又调川军徐占彪部5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其时。张曜、金顺各军已在关外。8月11日,清军袭占战略要地黄田,17日克复敌人在北疆的重要据点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县),然后乘胜前进,收复乌鲁本齐。11月11日,金顺军在刘锦棠部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妄图继续盘踞南疆。左宗棠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阪,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左集》,书犊第17卷第31页)于是他命张曜、徐占彪丙军分别从啥密、巴里坤西进,直捣吐鲁番。刘锦棠一军则由乌鲁木齐南下,直取达阪城,两处克复后,再合取托克逊。并通饬全军加强军纪:“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清史稿·左宗棠传》)1877年4月,刘锦棠率大军南下,一举攻克达阪城,全歼守敌约4000人,并直下托克逊,徐占彪、孙金彪(张罗部)两军亦连破诸城隘,会同刘锦棠部将罗长枯三面会攻,收复吐鲁番。这一战役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一说服毒自杀)。

    为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清军在略加休整补充后,于8月底发起了秋冬攻势。刘锦棠挥军疾进,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12月17日,进克喀什噶尔,再取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1878年1月2日收复和田。阿古柏残部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卵翼之下。由于收复新疆的胜利,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

    南疆回归祖国后,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1879年10月,清政府派往俄国谈判的使臣崇厚屈服于压力和讹诈,竟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左宗棠极为愤慨,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清廷碍于全国舆论,直布将崇厚治罪,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淡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沙俄见清政府拒绝批准它一手炮制的“条约”,就一面施加外交压力,一面进行军事讹诈。在同中国毗连的地区集中了几万俄军,仅在伊犁地区俄军即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以金顺一军扼精河,防俄军东犯;命张曜率所部5000人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前进(为主攻方向);刘锦棠部万余人则出乌什,从西面配合。5月底,左宗棠冒著炎热“舆榇发肃州”(《清史稿·左宗棠传》),6月15日,抵达哈密,积极部署军事。但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谈判,为避免冲突,又用“以备朝廷顾问”的借口,急调左宗棠回京。左宗棠在哈密接到调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1881年2月,几乎在左宗棠到达北市的同时,《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字。该条约虽然争回了部分权益,但仍是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到北京后,以东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但他的性格、脾气颇为同僚所不容,自己也颇以繁琐刻板的枢臣生活为苦,因此任职京师不足9个月,就于1881年10月外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当时,法国殖民者已占领了越南南部,又进而把魔爪伸向北越,企图以此为跳板,入侵我国西南地区。祖国南部边疆正笼罩著乌云。

    1883年3月,法军入侵北越南定,战争逐步扩大。左宗棠对法国殖民者的行动保持著高度警惕,一方面他亲自巡视沿江炮台,校阅守军,全力部署长江防务,另一方面,他上书清政府,强调指出,“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左集》,奏稿第60卷第38页)他认为妥协退让决不能求得和平与安宁,对迷信武力的侵略者,只有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左集》,书牍第26卷第46页)

    1883年6月19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大败侵略者,击毙法军头目李威利消息传来,左宗棠十分振奋,写信给云贵总督岑毓英说:“此战之力,足寒贼胆而快人心,果能再接再厉,则法人凶锋频挫,何能越红河而上窥滇、粤边境乎?”(《左集》,书牍第26卷第35页)为了支援黑旗军,他命令从南京军火库调拨水雷,火箭等军械火速送往前线。

    1884年夏,左宗棠应召入京,再值军机。8月23日,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福州马尾的中囤军舰,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73岁高龄的左宗棠心急如焚,坚决要求统兵出征。9月初,清廷始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受命之后,于10月中旬赶到江宁(今南京),调旧部5000人从征。12月14日,进驻掘州。他一到前线,就亲赴闽江口的长门、金牌。视察炮台,布置防守,组织渔团,安定人心。同时,在没有轮船运输,没有海军护送的困难条件下,派亲军3营乘坐渔船东渡援台。

    1885年3月底,冯子材、王德榜等在镇南关大败法军,黑旗军亦取得临洮大捷,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但是,颟顸怯懦的清政府置前线的军事胜利于不顾,竟与法国签订了届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的心情同整个社会舆论一样充满悲愤,不能自己。这年9月5日,遂病死福州。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未酬壮志,“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暝日。”(《左义襄公实录》,第8页)这铿锵悲壮的遗言,可以说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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