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3.1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1811年(嘉庆十五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因为他家是山乡的一个土财主，没有人读书当官，其祖父和父亲便一心希望他刻苦读书，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利禄，光耀门庭。曾国藩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考中了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当了庶吉士。1840年，授“检讨”官职，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仕途。自此，他一直留居京城，由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史馆协修，升任内阁学士，并先后任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的侍郎，成为封建统治机构中的高级官僚。他的官位虽然显赫，但多半为闲散职务，而京城又是人文芸萃的地方，这就给他提供了做学问的好机会。他虽然笃信程朱理学，但主张兼学各家之长，注意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包括军制)和兵法，总结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官场的实践和埋头治学，为他以后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运筹帷幄的著名军事统帅奠定了基础。
1852年(咸丰二年)7月，曾国藩奉命去江西主持科举考试。8月28日，到达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到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便立即赶回湖南老家治丧。这时，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已由广西进入湖南，围攻长沙，不久又攻克华中战略要地武汉。清朝经制武装八旗兵绿营兵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咸丰帝慌忙谕令各省举办团练，以阻挡太平军的进攻。1853年1月，命曾国藩帮助湖南“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对于农民起义军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次接到皇帝的谕令，正是他为国尽忠，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但怕丁忧期间出来办事，落个不孝的恶名，有些犹豫不决。后经亲友郭嵩焘劝说，决定“移孝作忠”，出山任事，于1月30日自湘乡到达长沙，与巡抚张亮基等筹议防剿。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的腐败无能早有察觉，但又觉得团练这种非正规武装，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武装。但是，咸丰帝只赋予他帮办湖南团练的任务，没有让他编练正规军队。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于到达长沙的次日向清廷上了一道奏折，表面上肯定办田练是当务之急，实际上说了办团练的不少困难和弊病；同时含糊其词地说，因为长沙防御空虚，已经把从各县招募到省城的团练“成立一大团”，这个“大团”实际上就是正规军的雏型。咸丰帝对这一奏折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样，曾国藩就打著办团练的旗号，放大胆子，用一年时间组建了一支新的地主武装——湘军。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既参考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成法，又有他自己的独创。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第一，明确主张以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名教为建军的根本宗旨，并把这一宗旨渗透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教育的各个方面。第二，网罗了一大批深受封建礼教熏陶，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军队的骨干，让这些人统率部队。在兵源方面，改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为募兵制，招募健壮、朴实的山区青年农民当兵，并由邻里、父母、妻子取保具结，实行严格的控制。第三，采取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宫、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层层节制的办法编组军队。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4哨，每哨8队，营官直辖亲兵6队。冷热兵器间隔配备。全营共500人。第四，对军官和士兵实行厚饷制度，使士兵有余钱养家糊口，改变了绿营兵薪饷过低，无法瞻养家庭，因而不安心当兵的弊病。第五，在组建陆军的同时，组建了一支装备洋炮的水师。第六，建立了篷帐和长夫制度。行军作战，部队住帐篷不住民房，便于集中管理。长夫则用于搬运行李，粮草，帮助修筑工事。这样，这支军队就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严密的组织，因而有比绿营高得多的战斗力。同时，因为实行将由帅选，兵由将选的办法，也就开了近代中国私兵制的先例。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于3月19日攻克东南重镇金陵，改名为天京，建立起同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为了在天京上游开疆拓土，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遣军北伐的同时，发动了西征。5月19日，西征军从天京出发，先后攻克安庆、九江，庐州(今合肥)等要地，并于1854年2月占领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别向湖南和鄂北进军。
在这期间，曾国藩酌定训练章程，积极编练湘军。7月，会同湖南巡抚骆秉章派江忠淑、朱孙诒、罗泽南等分别带勇3000余人，赴江西与围攻南昌的太平军作战。9月，移驻衡州，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加紧筹建湘军水师。
太平军的节节胜利和清军的步步败退，使清政府十分不安，从1853年10月至1854年1月，三次命令曾国藩迅速率领湘军北上，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因水师的战船没有造齐，从广东购买的洋炮没有解到，不顾违抗君命的斥责，拒绝仓促出师。他懂得没有一支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的水师，是无法跟拥有千舟万舸的太平军抗衡的。1854年1月19日他上疏申辩说：与其将来毫无功绩，落个大言欺君的罪名，不如现在照实说明情况，落个畏缩不前的罪名。他这种不作好准备不轻易出师的举动，反映了他的慎战思想，成为他后来指导战争一个突出的特点。
1854年2月，太平军攻克岳州，威逼长沙。曾国藩因“贼势急于星火”，才率组建不久的湘军陆师15营，水师10营，宫弁、勇丁，长夫等共1.7万余人，于2月25日自衡州起程，歼赴前线。同时，发布《讨粤匪檄》。这一反革命檄文，大肆污蔑攻击太平军的革命行动，号召地主士绅行动起来，参加和支援湘军，替皇帝分忧效劳，捍卫封建统治秩序，与太平军拼死作战。3月下旬，湘军由长沙抵岳州。4月上旬，在岳州等地初战失利，退保长沙。4月下旬至5月初，湘军水陆师与太平军分别在靖港和湘潭激战。曾国藩亲自指挥的靖港之战，湘军水陆皆败，损失惨重，急得投水自杀(未遂)，被迫率部再次退回长沙，受到清廷革职处分，令其“赶紧督勇剿贼”。但湘军在湘潭之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由此湘军转入反攻，太平军转取守势。
曾国藩总结了这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要想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严肃军纪，赏罚分明。他决定凡是溃散的营哨弁勇一律裁去，重新大量招募新勇，同时添造战船，加紧训练。经过两个月的休整补充，战斗力得到了恢复。7月上旬，曾国藩率水陆2万人，再次向太平军发动进攻，25日占领岳州。8月11日，湘军陆师将领塔齐布部与太平军老将曾天养在城陵矾激战。太平军不胜，节节后退，湘军乘势追击，9月3日，曾国藩抵湖北监利。22日，进驻嘉鱼，水陆并进，直指武汉。
进攻武汉之前，曾国藩与塔齐布，罗泽南研究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决定先以水师从中路突破，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从纸坊进攻武昌城东的洪山，切断太平军的退路，以罗泽南部从金口进攻武昌外围的花园；另由副都统魁玉等率领的荆州清军进攻汉阳。这一水陆夹击的计划果然奏效。湘军水师首先击败长江中的太平军水营，陆师接著攻占办围的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已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太平军守将黄再兴、石凤魁等鉴于城内兵力过单，便于10月14日撤离武汉。湘军占领武汉，清政府欣喜若狂，于11月3日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催令迅速东下，攻取江西、安徽。曾国藩在得胜之余，决定实现他建瓴而下镇压太平军的“宏图大志”。
早在湘军东下以前，曾国藩就曾于1854年1月向清政府提出了与太平军争上游，争要地，由上而下，节节进击的战略方针。他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又说：“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山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世界书局1936年版)(以下简称《曾全集·奏稿》)，第32—33页。)现在武昌已经攻克，便可实施自上而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方针了。
湘军攻占武汉以后，曾国藩在思想上曾产生过忧虑：一是湘军打了几次胜仗，开始滋长骄傲松劲情绪，潜伏著失败因素，二是武汉以下金陵以上都是太平军的占领区，又有群众的积极支持，湘军一旦作战失利，将处于到处挨打的困境，三是湘军的军火粮米都由湖南补给，东下作战，运输将会越来越困难。尽管有这些忧虑，但又觉得太平军刚从武汉败退，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何况咸丰帝又催他迅速东下，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率湘军万余人立即水陆夹江东进。
1856年10月底11月初，清军从武汉分批出发。曾国藩于11月11日抵达黄州。11月23日，湘军塔齐布和罗泽南部攻占半壁山阵地。12月2日，湘军水师用洪炉大斧将太平军架设的横亘于半壁山江面的两道铁链砍断，顺流而下，烧毁了太平军4000多船只。防守田家镇的太平军见险要尽失，便于次日主动退往黄梅。
太平军从湘谭、武汉作战失利到半壁山、田家镇，防线被突破，先后损失了近万艘船只，失去了对这一带江面的控制权。12月10日，曾国藩抵达田家镇，他十分得意地向清政府报告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曾全集·奏稿》，第101页。)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不是胜利的“转机”，而是惨败的结局。
湘军攻破太平军的田家镇、半壁山防线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854年12月28日先期驶到九江江面。1855年1月2日，曾国藩抵达九江城外。1月上旬，陆师塔齐布、罗泽南、胡林翼等部1.5万人也先后抵达，开始围城作战，企图轻取九江城。
这时，太平天国的著名统帅、主持西征军务的翼王石达开已从安庆进抵江西湖口，采取坚守九江，湖口等要点，待机退敌的方针(月中旬，湘军多次向九江娩发起进攻，都被太平军林启容部守军击退。曾国藩见九江城坚难攻，便于1月22日采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改攻湖口对岸的梅家洲，企图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师，切断外援，然后再攻九江。于是留塔齐布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部转攻梅家洲，因遇到太平军罗大纲部的坚决抗击，久攻不下。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舢板等轻便战船120多只，载兵2000人闯进鄱阳湖，追击太平军水师。结果，这批轻捷战船，被太平军封锁在湖内，不得重返长江水域。当天夜晚，湘军水师八里江大营遭到太平军水陆师的袭击，留在长江内的笨重战船由于失去小船的护卫，准以抵御，结果几十艘战船化为灰烬，幸免于难者仓惶逃回九江大营。2月11日夜晚，停泊于九江官牌夹的水师船只又遭太平军袭击，被毁战船二三十只，曾国藩的座船被俘，幕僚被杀，文报尽失，余船纷纷上逃。曾国藩虽然事先乘小船逃走，侥幸活命，但又羞又恨，再次准备投水自杀，．被他的部下劝阻乃止。2月18日，曾国藩遣胡林翼回救武昌，他于28日自九江赴南昌，安抚内湖水师，以求自存。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后，乘清军后路空虚，便转入反攻。4月3日攻占武昌。这时的湘军，不仅水师被分割为二(一部分上驶武汉，一部分被封锁在湖内)，陆师也非常分散：塔齐布部在九江城外，罗泽南部往援广信、景德镇、义宁，胡林翼和王国才部回救武昌。这时，湘军头目之阁，在作战方向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新任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和湘军统领罗泽南主张回军上游，力克武汉。曾国藩当时虽已意识到进攻九江时没有在武汉留驻重兵，是一大失策，但又认为如果湘军从九江撤退，太平军就会毫无顾忌地进攻江西、湖北，而且会大大影响军心士气，所以坚持不从江西撤军。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声称：“该逆(指太平军)上窜武汉，攻我之必救也。我军下捣贼巢，亦攻其所必敬也。……臣等自誓，有进无退，……成败利钝，皆不敢计。”(《曾全集·奏稿》，第125页。)不料，就是这“有进无退”的主张，几乎把偏处南昌，九江附近的近万湘军送入绝境。
1855年12月，正在湖北指挥作战的石达开，发现罗泽南部湘军已从江西义宁拔营回救武汉，江西兵力空虚，便采取乘虚捣隙的战法，进军江西，迅速攻克了临江、袁州、吉安等50余州县。坐镇南昌的曾国藩急忙把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塔齐布于1855年8月30日病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该部)5000人调回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护卫南昌。为了保障粮路，他命周凤山部攻樟树镇，李元度部攻抚州，毕金科部攻饶州，但都未得手。曾国藩由于处境狼狈，不得不于3月26日从湖北调罗泽南部回援，以挽救“岌岌将殆之江西”。然而罗泽南在围攻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回援的计划随之落空。当此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抽调西征太平军回救天京，石达开率二三万人撤离江西战场。这使困守南昌的曾国藩得到了绝路逢生的机会。
太平军主力撤走以后，江西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继湖南援军刘长佑、萧启江部5000人进入江西萍乡、万载之后，由曾国华、曾国荃率领的万余湘军由湖北、湖南进入江西，使曾国藩手下兵力渐厚。特别是同年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胡林翼、李续宾所部湘军于12月乘机攻占武汉，旋又移军重围九江，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曾国藩对军事形势的好转自然感到高兴，但仍有许多使他苦恼的问题。因为湘军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客军”，清政府又不给曾国藩以督抚或钦差大臣的实权，所以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歧视，筹措粮饷也常发生困难。这些事使他情绪消沉，甚至“不欲复问世事”。1857年3月6日，曾国藩在瑞州城外湘军大营得到他父亲曾麟书去世的信息，便于16日离开军营回家治丧。
咸丰帝下谕给曾国藩3个月治丧假，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6月，假期将满，曾国藩奏请在家守制3年，咸丰帝以其“身膺督兵重任”不予批准。他就于7月26日上了一道奏折，诉说了在江西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直盲不讳地提出：“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迩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曾全集·奏稿》，第280—281页。)也就是说，如果要他办理江西军务，“非位任巡抚”不可，否则宁愿“在籍终制”。清廷既想利用曾国藩为它卖命，又怕他权势过大，当时江西，湖北战场形势并不十分紧张，于是顺水推舟，于8月8日下谕同意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要求。曾国藩弄巧成拙，想要督抚大权，反而丢了军权，真是有苦难言。
但曾国藩毕竟是湘军创始人，许多重要将领都由他一手提拔，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清廷也明白只有曾国藩能够统一指挥调度这支军队。所以，1958年夏，当石达开率20万大军由江西转入浙江时，咸丰帝便谕令曾国藩再出统军，办理浙江军务。曾国藩接旨后，急忙离家，重新登上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舞台。
1858年8月，曾国藩到达武昌。这时，石达开部已从浙江进入福建。清政府改命他督师援闽。10月15日，曾国藩把大营扎在江西建昌，命萧启江、张运兰部入闽作战。不久，石达开又率军进入湖南。曾国藩率所部湘军于1859年3月移大营于抚州。这时的石达开部，“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曾全集·奏稿》，第297页。)士气已大大低落，所以曾国藩的湘军在福建、江西没有打什么恶仗。
正当曾国藩滞留江西之际，湘军悍将李续宾及其所部5000之众在三河镇之战中全军覆没，太平军乘胜转入反攻，皖北军事形势严重恶化。清廷命令他赴援安徽，与胡林翼共谋良策。
1859年9月19日，曾国藩抵达武昌，29日抵黄州，与湖林翼共同制订了“四路图皖”计划：“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曾全集·奏稿》，第324页。)11月11日，曾国藩进一步提出，对付据有重要城市的太平军，应实行“剪除枝叶，并捣老巢”(《曾全集·奏稿》，第325页，第331页。)的方针，并应首先集中兵力攻取金陵的门户安庆。他还预料进攻安庆，太平军陈玉成部必来救援。因为皖北是陈玉成的根据地，他的家属都在安庆城里。他认为实行攻敌必救的方针，既可以攻取安庆，又可以歼灭陈玉成部，这样，攻取金陵也就指日可待了。
本著上述方针，湘军于1859年11月开始向宿松，太湖，潜山、霍山一带推进。曾国藩扎大营于宿松。1860年5月，当太平军进行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时，湘军乘机进围安庆。正当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时，清政府于6月10日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实授)，加兵部尚书衔，同时令他统率所部湘军救援苏州。曾国藩坚持围攻安庆，于6月21日上疏指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所以“安庆城围不可遽撤”，(《曾全集·奏稿》，第325页，第331页。)他一方面令曾国荃率湘军万人进驻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内，直接围困安庆，另一方面亲自率领近万人于7月3日渡江至皖南，将老营设在山势险峻的祁门，牵制南岸的太平军，并向清廷表示，等到兵力增加以后，即向苏、浙进军，以稍安清廷之心。
9月，湘军完成了进攻安庆的作战部署：在皖北，多隆阿率军万余驻桐城挂车河负责打援，曾国荃所部万人围困安庆，杨载福率湘军水师与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声势相联。所有皖北部队，由驻太湖的胡林翼调度指挥。在皖南，张运兰率湘军4000人由徽州(今歙县)进援宁国府，鲍超部湘军6000人攻泾县，曾国藩则设大营于祁门，调度指挥，与江北的胡林翼等保持密切联系。
安庆对太平天国来说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1860年9月，太平天国领袖们决定采用“围魏救赵”战法，由陈玉成、李秀成、黄文金、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统率五路大军(江北一路，江南四路)西上。陈玉成，李秀成部预定在第二年春会师武汉，威胁湘军后方，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负责牵制皖南、江西的湘军，并伺机歼敌。
曾国藩虽然驻军南岸，但仍以北岸为根本。1860年10月，当陈玉成率军数万进至桐城，企图直接救援安庆时，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一再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撤安庆之围，如果陈玉成部攻入集贤关，务必坚守壕垒，以待援兵，千万不能出营打仗，并要曾国荃养精蓄锐，坚守前后两壕，准备迎击太平军的大举进攻。当陈玉成于1861年3月率部西趋湖北后，除胡林翼派李续宜部回援外，要多隆阿、曾国荃部继续分别担负打援和围城任务。曾国藩及时写信给曾国荃指出：“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之能保或否，总以狗逆(诬指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曾国藩全集·家书》，第651页。)要曾国荃充分作好对付陈玉成部回救安庆时的准备。
1860年10月至1861年4月，驻扎在祁门和皖南各要地的湘军，遭到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部连续不断的攻击。面对十数倍于已的太平军，曾国藩严令朱品隆、唐义训等所率的老湘营坚扼屏障祁门的禾戍岭、平栈岭、大赤岭、大洪岭等险峰要隘，令张运兰等部与太平军反覆争夺休宁、黟县、渔亭、建德等外围要点，令由湖南前来的左宗棠部与太平军争夺景德镇，浮梁，保障后路，令鲍超部作为游击之师，哪里吃紧就往哪里增援。由于部署比较得当，加上太平军缺乏会攻祁门的统一计划与果断的决心，祁门大营虽一度危在旦夕，曾国藩几乎“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度日，并已写好遗嘱，但终于化险为夷，渡过了难关。
从1861年4月起，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外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5月10日，曾国藩从祁门移营至长江边的东流就近指挥，并将鲍超部6000人从景德镇调往集贤关，支援曾国荃部，并攻破赤冈岭等太平军营垒4座，歼灭了陈玉成部的精锐，为攻占安庆创造了条件。接著，曾国荃部又攻占菱湖南北两岸太平军营垒18座。8月又挫败陈玉成，杨辅清部对湘军后壕的猛烈进攻。9月5日终于攻破安庆城。这一会战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攻敌必救的方针和战役指挥的正确性。
清政府因曾国藩指挥安庆作战有功，赏给太子少保衔，命他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感恩不尽，表示要“枕戈待旦”，用夺取金陵的实际行动，报答皇上的“宏恩”。
曾国藩进驻安庆后，就著手筹划进攻金陵的有关事宜。他坚持“稳慎徐图”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湘军攻克安庆，乘胜夺占池州、铜陵、庐江、无为、运漕、东关等重镇后，便停止进攻，进行休整部队，增募兵勇，筹集军饷等准备工作，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直到1862年(同治元年)3月，才发起金陵战役。他本著既定的。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战略方针，决定先进攻江苏，浙江，对金陵取大包围态势，然后分进合击，最后夺取金陵。
这次战略性战役的作战部署是：左宗棠率湘军从皖南入浙，与太平军李世贤部争夺浙江，由李鸿章率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开赴上海，会同雇佣武装“常胜军”与太平军查秀成部争夺苏南；由曾国荃率湘军在水师配合下，进攻长江沿岸各城镇，向金陵进击，直指金陵。同时调多隆阿部由庐州进取浦口、九洑洲，以便南北对进，对金陵城形成合围之势。由曾国藩直接指挥鲍超、张运兰部与太平军争夺宁国，广德、芜湖、巢县、东坝等要地，保障曾国荃部的后方安全，同时策应进攻浙江的湘军。并由李续宜部和其它清军担任阻击皖北太平军、捻军的增援，兼顾战略后方湖北。由上可见，这是一个布势宏大、思虑周密、环环相扣的作战部署。
1862年5月底，曾国荃的湘军进驻雨花台，这时，攻占庐州的多隆阿部迟迟不动，后又奉命前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军，这就使雨花台的湘军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地。到了秋天，湘军中传染病流行，大批官兵病倒。曾国藩深为忧虑，叮咛曾围荃善择地势，坚筑壕垒，择将而守，并应注意爱护士卒，以应付困难的局势。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诏令在上海郊区与淮军和“常胜军。作战的李秀成，率十三王带领10余万大军回救天京，从10月13日开始向雨花台湘军的东西两翼发起猛攻。曾国藩立即告知曾国荃：李秀成部多而不悍，专讲避实击虚，除洋枪洋炮较多外，别无长技，湘军应以“不出壕浪战”之法对付之。又说10多万太平军，每日食米]000石，如无大船运输，很难保障供应，只要湘军水师守住金柱关，保障粮路畅通，就不难击退“逆贼”的进攻。曾国荃按照乃兄的指示，督率湘军依托深沟高垒，拼命顽抗。太平军猛攻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有突破湘军的营垒，切断湘军的粮源，最后只好撤兵。
雨花台的湘军虽然化险为夷，但曾国藩仍然忧心忡仲，很不放心。为了确实弄清情况，他于1863年3月18日亲往前线视察。当他看到雨花台的营垒坚固，军心稳定。长江南北两岸的芜湖、金柱关，北岸的西梁山、裕溪口、运漕等要地，都已牢牢控制在湘军手中以后，才放下心来。此后，他便给曾国荃源源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使围城部队最后增加到5万人，并在6月攻占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改善了战场态势。在此期间，曾国藩提醒曾国荃不要因苏、浙的湘淮军克城甚多而产生急躁情绪，对于坚固设防的金陵城应实行“慎静缓图”的方针，时刻提防“城贼援贼内外猛扑”，注意训练新兵，鼓舞士气，不要过于迷信洋枪洋炮。
从1863年到1864年5月，李鸿章的淮军和“常胜军”，先后夺取了苏南的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等重要城市。提督鲍超和冯子材攻占金坛、丹阳，从而夺得了苏南全部城市。在这同时，左宗棠的湘军，在英法帝国主义和外国雇佣武装“常捷军”的支持配合下，攻占了浙江宁波、杭州等城市。这样，就实现了曾国藩的战略大包围的决策，使金陵的太平军陷入了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的绝境。这时，曾国藩决定拦击从金陵突围的太平军，命令鲍超部开赴江西追击从苏，浙突围的太平军，并要江西，福建、湖南等省凋集兵力进行堵击，不使太平军到处“流窜”。
1864年3月，曾国荃部湘军对金陵形成合围以后，便展开激烈的攻城作战。曾国藩告诫曾国荃提防“穷寇拼命决战”，务必谨慎从事，不可稍涉大意，以实现顺利攻克金陵的“大功”。他还多方筹措银两解拨前方，补发欠饷，以稳定和鼓舞军心土气。经过四个月的苦战，终于在了月19日攻破金陵城，使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金陵城内余烬未息，清政府就在8月初给为它卖命的湘军将领论功行赏。曾国藩封太子太保，授一等侯，世袭罔替，赏戴双跟花翎，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曾国荃封太子少保，一等伯，赏穿黄马褂，戴双跟花翎。其他湘军水陆将领30多人，各有封赏。在封建官场中混了几十年的曾国藩，对于清政府赐给他高官显爵自然感激涕零，伹他懂得功名太盛，权势过大，特别是拥有统率12万湘军的大权，必然会遭到清廷的疑忌，同僚的嫉妒。而湘军在攻占金陵后，人人抢得大量金银财物，个个思乡厌战，已成强弩之末。于是毅然决定把这支军队大量裁撤，吊自削兵权的办法解除清政府的疑虑，保持已得的名位。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活跃在皖，豫，苏、鲁地区的捻军成了反抗清政府的主力军。1865年5月18日，被清廷“倚为长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和由他率领的数千马队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被捻军包围聚歼。僧格林沁死后，清政府已派不出得力的亲信将领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好再次依靠曾国藩和湘、淮军来对付这支革命武装。5月29日，曾国藩接到北上山东“剿捻"的命令。接著，又授予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
当时京城的气氛非常紧张，生怕捻军北渡黄河，直捣北京。所以催令曾国藩迅速出兵。
曾国藩一面募勇选将，购买马匹，筹设粮运，一面研究捻军的作战特点和僧格林沁战败的原因，考虑对付捻军的方略，在出发前向清政府提出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他认为捻军纵横千里，行踪飘忽，但又留恋自己的家乡，所以应在捻军必经之路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曾全集·奏稿》，第717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提出了专在四省十三府州(四省十三府，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进行“防剿”的方针。四省又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另筹两支精锐部队作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以便堵剿结合。同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实行“查圩”政策，捕杀同捻军有联系的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连坐法，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往来神速，首尾呼应，而使捻军处于首尾挨打的境地，最后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离开金陵北上，30日到达清江浦。这时，在皖北作战的捻军，发现各路清军正在步步逼近，便于7月15日分南北两路进入河南。以后又分兵两路，一路进入山东曹县、郓城地区，一路进入豫西。1866年1月又先后进入湖北襄阳，枣阳和黄冈、黄陂地区。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分头堵截追围。因为捻军时而在空隙很大的湘淮军防区内往返穿插，时而又远离湘淮军的防区纵横驰骋，这就使曾国藩顾此失彼，时而防堵，时而追击，举措忙乱。
曾国藩发现专在十三府州重点“防剿。的方针难以奏效，便根据淮军将领刘铭传的建议，于1866年夏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针，决定在黄河，运河和沙河、贾鲁河沿岸驻兵设防，形成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是企图阻止捻军进入江苏、山东“完善之区”和北渡黄河，当捻军渡过沙河南下后，又企图将捻军限制在豫西、鄂东多山地区，使其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以便聚而歼之。这种线式设防，虽能利用江河之险，但防线太长，处处摆兵，处处兵力薄弱。9月中旬，集中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的捻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突破朱仙镇以北的豫军防线，跳出了包围圈，使曾国藩的防河之策遭到重大打击。
曾国藩统兵六七万人，“剿捻”一年零五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捻军精锐未受重大损失。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决定更换统帅。12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怀著懊丧的心情回到金陵，继续担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接受“剿捻”任务后，承袭曾国藩的“以静制动”指导思想，只是把具体作战方针改为“扼地兜剿”。他运用这一方针，在1867年12月，将东捻军围歼于山东的运河、胶莱河地区。接著，又在1868年8月，将西捻军围歼于直隶、山东间，实现了曾国藩的“宿愿”。
1867年4月，曾国藩回到金陵督署。早在“剿捻”期间，他哟身体就很衰弱，这时病情又逐渐加重。但他仍然支撑著办理繁忙的军政事务，筹集粮饷，供给正在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军的湘、淮军。与此同时，关心水师的建设。1868年3月，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加强长江水师(由原来的湘军水师改编而成)建设的具体建议。12月，又提出酌改江南外海水师营制的建议，其中包括将原来的内河、外海两支水师改为内江、内河、外海三支，以便“外而御侮，内而诘奸”。
曾国藩还关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1867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城南高昌庙修建新厂，他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用来专造轮船。同时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翻译有关机器制造和使用原理的书籍。1868年5月30日，他偕同江苏巡抚丁日昌等视察了该厂的建设工程。同年8月，该厂造出了长18.5丈、宽2.75丈的一艘轮船，取名为“恬吉”。该船先在海上试航，后来驶到金陵。曾国藩亲自登船往返于金陵至采石矾之间，事后颇为得意地奏称：该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全集·奏稿》，第840页、第850页。)这些言论表明了他的。师夷之长技”以求“自强”的信心。
1868年9月，曾国藩接到调任直隶总督的命令，于1869年1月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得到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殊待遇，受到那拉氏4次召见，参加2次国宴。在宴会上，他以武英殿大学士的显爵排在汉大臣的第一位，享受了莫大的“尊荣”。3月9日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到任后，根据那拉氏“畿辅空虚，必须认真练兵，吏治尤须整顿”(《曾全集·奏稿》，第840页、第850页。)的训示，处理了大批诉讼积案，举劾了一批劣迹昭彰的地方官吏，抓了永定河、滹沱河的修治工程。同时，考虑直隶的整军设防问题。他以湘军营制为蓝本，对前任总督刘长佑所定的“练军”章程作了较大的修改，制定了“练军”营制，并著手编练步马各营。
这时，曾国藩的病情日益加重。1870年3月底，右眼失明，左眼仅有微光。5月中旬又得了眩晕症，不得不请假治病。就在这时，发生了天津教案。(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突然死亡三四十人，并拒不交出迷拐幼儿的教民，激愤的天津市民同教堂人员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开枪打伤天津知县刘杰的跟丁。围观群众出于爱国义愤，当场殴毙丰大业和他的护兵，并打死其他外国人20名，焚毁他们的侵略据点数处。)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国一面联合提出抗议，一面向天津海面调集军舰，进行战争威胁。清政府非常紧张，急令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认为中国兵瘦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难于与侵略者抗衡，因而根据清廷的意旨，采取偏袒洋人、屈辱妥协的方针处理了这一案件，结果遭到广大群众和部分官绅的责骂，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于8月29日让他回任两江总督。
1870年12月13日，曾国藩第三次接两江总督印篆。他在办理洋务过程中，早已感到需要有一批精通“西人长技”的人材。这次回到两江后，便于1871年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挑选聪颖幼童出洋学习外国“长技”，每年选送30人，四年共送120人。这一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后来虽然半途而废，但还是培养了一批人材，其中包括海军将领刘步蟾、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著名爱国人物。
曾国藩始终十分关心军事建设。1871年9月26日，他先在省城检阅绿营和“练军”。第二天出城，依次检阅了扬州、清江、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的水陆部队。11月19日到达上海，又一次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25日，在吴淞口检阅水师操演，27日回到金陵。12月12日，他将这次阅兵情况奏报清廷，提出了将绿营兵分为差、操两种，裁减绿营，增建“练军”，普遍采用洋枪等建议。
曾国藩为镇压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颓败局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但是严酷的事实表明，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腐朽的清王朝却丝毫没有振兴的景象。这种局面，使以“末世扶危之英雄”自命的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发出了“往事真不堪回首”的感叹。1872年3月12日，这位没落地主阶级的!军事统帅怀著凄凉、迷惘的心情，病死在两江总督衙门。时年61岁。清廷赠谥文正。辑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创建地主阶级新型武装湘军(后又衍生出淮军)，扼杀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得以转危为安。因他为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封建统治阶级给他戴上了“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等桂冠，而革命人民理所当然地痛骂他为“曾屠户”，“刽子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