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自幼善骑射，好击剑，常从曹操征战。汉献帝建安年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后立为魏王世子，镇守邺城，常从诸生宴游为乐。曹操去世后，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史称魏文帝，在位七年去世。曹丕喜好文学，八岁能著文，有异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集二十三卷、《典论》五卷、《列异志》三卷，今多散失。明人编有《魏文帝集》，与曹操集、曹植集合称《三曹集》。

曹丕，曹操次子，卞氏所生，在争夺继承权问题上处心积虑，战胜了文才更胜一筹的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继位成为魏王，以不参加葬礼之罪逼弟弟曹植写下七步诗，险些将其杀害，又顺利夺下弟弟曹彰的兵权，坐稳了魏王之位。不久，曹丕逼汉献帝让位，，代汉称帝，为魏国开国皇帝。刘备伐吴时，曹丕看出刘备要失败，但不听谋士之言，偏要坐山观虎斗，事后又起兵伐吴，结果被徐盛火攻击败。回洛阳后，曹丕大病，临终前托付曹睿给曹真、司马懿等人，终年四十岁。

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

    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对诗歌的误读。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孔子：“言之无文，行这不远”， “不知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非唯心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除掉颂神和赞美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著”。

    与此相反，历史上贬抑诗歌的人也不少，他们总是感叹文学的无用。曹植说“文章小道”，李白诗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李贺诗说中国诗歌：“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由此可见，有史以来，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定位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其实，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它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的中国诗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基础。

    在当今时代，客观现实迫使我们对中国诗歌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不可高估诗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可贬抑诗歌，“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把它看成是附庸风雅，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中国诗歌是中国文化的客观存在，我们没法人为地抬高它，也不能凭主观愿望贬损它。

    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独特的传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水乳交融。正确定位中国诗歌，全面梳理中国诗歌传统，界定清楚中国诗歌的内涵和外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中国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文化，古为今用，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过去人们把诗歌说得神乎其神，把它看成是少数的专利，或者把诗歌贬抑得毫无价值。其实都是大可不必的。中国当代诗歌，可以象酒文化和茶文化一样，人人可以触摸，人人可以饮用品尝，人人可以观摩学习，人人可以深入研究。可以象戏剧票友，既可以观赏表演，也可以粉墨登场，自我展示，相互品评。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诗歌。在需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同时。更需要面对下里巴人，人人共赏。既需要高雅，更需要通俗易懂，为更多的人所欣赏。

    人人都可以读诗，但不必人人都成为诗人。诗歌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素养的体现，不必要成为一种“艺术”，更没有必要成为“专业”，生活不能没能没能诗歌，但决不能靠诗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