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ＣｂＴ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ＡａＴ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ＢａＴ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Ｋ2③∶322附5、玉戈Ｋ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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