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今天全球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也曾是“野鸡大学”这个事实？

沈阳师范大学大四学子在校园里拍照留念。

在现有教育体系框架下，上大学网公布的210所“野鸡大学”自然是非法的。谁最有权威认定一个机构是“野鸡大学”？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家长来说，如何辨别一所大学是“野鸡大学”而不是正规大学？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从事野鸡大学的人员或机构，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想消除“野鸡大学”，前提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受到合适的教育。这种多样性的受教育机会，光靠政府来提供是不够的。既然政府不能统揽一切，如何为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提供制度创新的空间？如何理解今天全球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也曾是“野鸡大学”这个事实？

警惕假大学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强大动力，也因为学历崇拜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野鸡大学”屡禁不止。目前，全球250个著名的“野鸡大学”、国内最近由教育部机构等确认的210所“野鸡大学”，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在国内教育市场“为非作歹”。“野鸡大学”的需求者既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也有高考落榜生及奉行学历崇拜的学生家长。对后者，“野鸡大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如何区分“野鸡大学”和正规大学？如何建立高等教育部门内外的教育评价机制？如何面对“野鸡大学热”所反映的教育市场需求？教育体制改革如何为这一需求的合理化提供制度创新空间？

——反思——“野鸡大学”的生长土壤

时代周报评论员 沈阳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由于能力问题，从家乡人很看重的土木工程转到社会学系，最后转到中国文学系勉强毕业。欧洲求学期间，方鸿渐四年中换了三所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为了应付家人，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取得野鸡大学文凭后，方鸿渐便踏上了去“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三闾大学地处湖南偏僻的乡下。这个学校的市侩校长高松年是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的酒色之徒。与方鸿渐一样，外形木讷、内心狡诈韩学愈也购买了“克莱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娶了个自称美国人的白俄老婆，并获得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职务。

很难说方鸿渐是“克莱登大学”的直接受害者。论到就职，方鸿渐一度是野鸡大学假博士文凭的受益者。与韩学愈相比，方鸿渐“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脱颖而出。如果承认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野鸡大学”在民国年代亦非罕见，甚至其持有者一度掌握了一些地方高校的管理权。这或许可以证明了民国时期的教育至少在作家看来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好。

若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即便购买了野鸡大学文凭，方鸿渐应该没有机会在国内高校就职。对机构官方网站内容的查询，简单技术即能帮助我们辨别一个机构是否为野鸡大学。稍稍有点文化的考生和父母家长很容易分清哪个是“野鸡大学”、哪个是正规大学，何况教育部及其各高校人事部门的专业之士。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野鸡大学”仍然屡禁不止。全球250个著名的“野鸡大学”、中国国内最近由教育部机构等确认的210所“野鸡大学”，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

网易新闻“另一面”第656期《中国人养活了美国野鸡大学》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分析。该文指出，“唐骏学历风波后，中国人对于野鸡大学并不陌生。事实上，遍布美国的野鸡大学在美国声名狼藉，却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求而大放光彩，已成美国野鸡大学的‘富矿’，中国还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业者达数万人”。这篇文章指出，“美国大学采取的是注册制，谁都有办学自由，对大学的认证也交由民间机构”、“在美国野鸡大学合法但发放不被承认的文凭违规，利用野鸡文凭求职可能涉嫌犯罪”、“野鸡大学迎合中国社会需求，多开办MBA、EMBA、DBA等热门商务课程”、“一份野鸡大学学员名录中，60%以上学员为国企或国家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诱人的价格忽悠的洋文凭真实的名教授，野鸡大学现在更多忽悠文化不高的企业家”。

就个体意义而言，最大的损害者还不是管理层（当然会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是正在成长中、需要被专业化教育所精心呵护的青少年及其家长。

如果说《围城》中方鸿渐是故意上了贼船，这些家长则是被骗上了贼船。但也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全部推到骗术并不高明的“野鸡大学”身上。凭什么一些人靠着某种关系和一些金钱的打点，就能获得“内部指标”而“低分录取”？或许我们可以批评这些考生和父母家长的信息搜集能力过分落后（其实他们如果有足够意愿，还可以直接去“野鸡大学”所承诺的校址去认真看看其软件和硬件），以至于那么简单的骗局都无法揭穿。

可是，一旦在文化层面进一步反思，我们就会发现，“野鸡大学”的“受害者”，实际上是中国法治文明的颠覆者，是中国“潜规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小圈子差序格局”的信奉者，换而言之，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治理体系和“走关系”、“开后门”的身体力行者。中国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以及某种特定的格局，仅仅是给了他们以某一种方式被欺骗的机会。倘若其价值观不改变，即便他们有再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在其他某种无助的情况下，仍然会“病急乱投医”。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一部风靡全国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作）中的“张小理”就是打着某种特权的旗帜作恶。在今天，各种假“内参”和假纪委干部欺骗一些问题官员的违法犯罪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野鸡大学”还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学历崇拜和职业教育的缺失。“野鸡大学”能忽悠一批父母，折射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市场面临着学历教育严重过剩、而客观上职业教育严重不足的问题。《围城》中方鸿渐的经历也证明这个道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没有教育需求就没有教育市场。在传统社会，很多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哪怕没有多大的广告，也能风靡一方土地。这些具有较高能力的民间大师，他们并不颁发任何形式的学士、硕士、博士文凭，但其门徒源源不断。在日本等国，一千年前酿酒的，过了一千年，这个家族的长子仍然在酿酒。这是何等的民间职业教育和传承体系。在德国，工业革命之后，在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下，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充分发展、互相竞争，在民间社会也很难形成“野鸡大学潮”的出现。若有日本的学徒体系和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野鸡大学”能有多少市场空间？

进一步的讨论则会涉及中国教育体制的深层次命题。政府如何为民办大学提供制度创新和长足发展空间？有一些市场化特别强烈的民办学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独立品牌意识和做大做强愿望。我们知道，在民间体系中，常常有一些人，事情还没做成，就开始做广告，在广告中会有一些超出事实的“自夸”（有时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外部承诺）。还有一些在公办教育体制外的、在政府的行政审批外独立办学而政府有关部门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教育机构，在一般的道德体系中他们是诚实之人，有时他们也会颁发一些外界看来很奇怪的“文凭”。主流社会并不认同这些“文凭”，但民间社会中就是有一部分人士尊重这些“文凭”，且他们的孩子实际也受益于这些“文凭”所提供的“鼓励机制”。对这些特立独行的“唐吉诃德”，我们不要轻易用“野鸡大学”来认定，只要他们没有哄骗学生入学、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政府部门最好充分考虑尊重其教育创新权利。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思想解放能力。

这不仅仅是民办教育的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2015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系统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学校。久负盛名的“新东方”等就是规避中国法律，借助VIE方式在美国上市的。就中国改革的本质而言，教育改革乃是政府向民间赋权或还权。禁止民间办营利性大学、只允许办非盈利性大学的教育改革是“半拉子”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这种半拉子改革被“全面深化”，尊重民间组织办学自主权，建构市场化、自由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宏观教育管理体制。如此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改革，能在国家制度层面大力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根本上捣毁“野鸡大学”的经济社会基础，引导高考落榜生及其家长，在一个职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时代，仍然有其依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过上体面生活的可能。

至于官员和国企高管购买“野鸡大学”文凭以欺骗组织信任，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毫无关系，而是需要纪委监察部门持续的高压反腐。

总而言之，高考在即，海内外“野鸡大学”名单的被公布，有其现实针对性。对学生及其家长来说，需要看清现实，建立人生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而对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明确何谓“野鸡大学”，认真思考“野鸡大学”的“屡禁不止”所表达出来的民间教育市场之需求，为合理满足这一需求，进而积极探索教育发展及其乱象治理的新模式，亦即教育模式需要呈现多样性，中国民办教育需要不断地专业化。

——头条——野鸡大学挑战教育法治进程？

王雄

近日，上大学网连续三次发布国内虚假大学名单，今年公布了210所虚假大学，引起社会热议。上大学网是江西一家民营企业，从事高中生的学业规划和大学专业的选择。随即有网友质疑，本该由政府发布的信息怎么由民间机构发布呢？而且居然北京最多，有83所，占全部虚假大学的44%。教育部立即回应，公布了具备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院校名单，共2246所，但并不会公布官方版“虚假大学”名单。

假文凭与假大学都是应社会强烈需求而出现的。笔者每年都会接触大量高三学生和家长，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高三学生付出了大量精力，渴望艰难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现实却难以满足这种巨大的需求，因此，有些考不好的学生，特别是低分段的学生就会选择一个学校，以便让家长满意。而这样的家长有不少是处于社会底层，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看到冠以“中国某某大学”，自然会很开心。

实际上，有类似的需求人群并不仅限于高三学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找工作，文凭自然是关键的因素。当然，一般机构都能识别这样的文凭，只有同样处于草根阶段的机构才会相信假文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处于公众视线中的社会，媒体能够不断关注到，可以称之为“公众社会”。而另一个社会处于“公众社会”的边缘，他们同样有一个庞大人群，只是人们对他们的运行规则不甚了解。有一次，笔者在北京打车。由于的士太少，只得乘黑车。司机是一位来自张家口的小伙子，告诉我说不认识路。我发现他不认识路牌。就问他，识不识字。他老实说，不识字。可只要去一趟就能认识。我问，你上过小学吗？他说，上过，只是老师不教，自己也不学，但是他有初中文凭，花200元买来的。本来可以买高中的，后来想想，自己不识字，太容易识破了，就没买。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文凭都可以买卖，必然有一个黑市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满足着部分民众的需求，只是这个需求是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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