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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1896～1943），名澄，又名宗琇、秋荪，字云先，号潭秋。曾用名孙杰、徐杰、徐国栋。王家店陈策楼人。
1912年，入武昌省立一中。1916年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陈与 恽代英、 林育南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举行演讲，组织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国爱国运动。同年夏，于武昌高师毕业，即随武汉学生团到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在上海结识 董必武、 李汉俊等。1920年初，受董必武邀请，任教于武汉中学，并先后在高师附小、湖北女师任教，与倪季端等创办共进小学。不久，他在武汉中学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并任社长。同年6月，陈与董必武被推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8月，成立中共武汉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陈为负责人之一。年底，正式成立中共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陈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5月1日，陈在《武汉星期评论》增刊号上发表《五一底略史》，指出：“劳动者，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维持者。”要求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昏沉的中国”统治者。1923年2月1日，陈以武汉新闻记者身份，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后又发动武汉各工团、各学生组织大力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6月，由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等率领武汉18个工会团体用学生联合会的5万余人，汇集江岸刘家庙，举行武汉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慰问大会。
“二七”惨案后，陈受通缉。6月，他与林育南、 项英等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前往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作了关于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会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路矿俱乐部教育股副股长，窿外主任。12月，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先任秘书长，后任委员长。次年1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和领导大会召开。 1924年夏，陈回到武汉。9月，出席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2月，他在《中国青年》第59期上发表《国民党的分析》一文，指出国民党内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左派“最富于革命性”；中派“最富于妥协性”；右派“最富于反革命性”。
1925年1月，陈与项英代表中共湖北组织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年春，与徐全直结婚。2月和7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他都被选为主要领导人。在此期间，他还主编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刊物《群众》。同时还在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工人动动讲习所”讲授《中国民族运动史》和《武汉社会情况》。在学生联合会的冬令讲学会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的演讲。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湖北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之意义及其工作》等文章。7月中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陈任组织部长。“五卅”惨案发生，他发表《悲壮热烈之五卅纪念》一文。1926年夏，陈在武昌举办，“北伐宣传训练班”。北伐军围困武昌城时，他在城内宣传群众，瓦解敌人，配合攻城。8月，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陈任组织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
1927年4月，陈在武昌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会后成立中共湖北省委，他仍任组织部长。6月19日至21日，湖北省农协召开扩大执委会，陈在会上驳斥国民党右派的所谓农民运动“搞糟了”的论调，并指出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小军阀与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勾结的阴谋与本质。7月13日，与其弟荫林受命去江西，途经团风，参加中共黄冈县委召开的紧急扩大会议，传过省委指示迅速转移骨干。会后，黄冈200多人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领导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6月，调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两次去天津，巡视顺直（今河北省）省委工作，帮助他们出版顺直共产党内部刊物《出路》。他虽未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1929年8月，他奉命巡视青岛市委和满州省委工作，组成山东临时省委，改组青岛市委。
10月中旬，陈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 周恩来处理组织部日常事务。1930年5月15日，他在《党的生活》第九期发表《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中指出：“共产党是领导苏维埃的先进阶段的组织”。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9月，陈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被派往沈阳，化名孙杰，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负责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2月7日在哈尔滨遭捕，被判处4年徒刑。在狱中，他领导同志们学习和斗争。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返回上海。秋，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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