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好多老干部一样，父亲对文革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看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和首长一个个被打倒，一个个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成为人民的敌人，从心眼儿里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但是，毛泽东的印记在他们那一代革命军人眼里，实在是太神圣、太不能怀疑，太有魅力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们还要维护党性的原则，维护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他们不可能发出质疑，他们更不能对抗。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是那样狂热地对待这场号称意义远远胜过巴黎公社的运动，作为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只有无条件的服从。

　　父亲尽管在党内大事上“无条件服从中央，服从毛主席”，但是在具体的运动中，父亲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1966年至1970年担任工程兵党委秘书的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真是一个不喜欢整人的老干部。早在文革前不久，由于知识分子在各个单位都是被改造对象，心情相对比较压抑，有的希望到地方工作。陈司令却一再说，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离不开知识，今后所有的大学生不能放，实在有特殊情况的也要工程兵党委讨论。”

　　1969年，30多名研究所的干部因为所谓派性因素被列入复原名单，其理由是站队战错了。父亲看到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份子，便坚决予以制止：“干部一个不能走，几个研究所的都要执行！”“宁可减少一个连队，也不能放走一个人才”“有的同志犯了错误，要立足于教育，不要当成包袱甩掉”

　　父亲还在多次会议上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大胆吸收一批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入党。就这样一大批人才被保护下来，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后来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师级甚至军级干部。其中有一位留苏的技术干部也被留下，改革开放后，这个干部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升迁到一个军队院校的院长。他很感恩父亲，虽然工作繁忙，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仅来参加追悼会，还在父亲骨灰送往湖北老家的时候，推开政务迢迢千里地赶去。

　　文革中父亲始终坚持党委领导，尽管也有造反派，但在工程兵机关始终没有发生武斗更不要说死人。当然，执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当时在台上的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也包括父亲。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实际上就是打倒一切，父亲当然不能幸免，他也是在风雨飘摇和惊慌失措中过来的。就是后来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在没有被打倒前也是满腔热情地参与文革的。少年时代我对陶铸同志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中南海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直到他自己被打倒，这条定律也依然存在。

　　我们年轻一代也议论过，某种程度陶铸被打倒也并非坏事，做为中央文革顾问，如果再干几年，其结局真的很难说。所以我们几个弟兄也以一种并非宿命的观点说：“如果父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倒，那真是因祸得福。”

　　 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岁月，人人自危，人人害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父亲也同样，他怕株连家属，更怕以“反对毛主席”的结论让他伤害他最崇拜的人。那个时间，他的大字报也很多，抓住他讲过什么话无限上纲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少造反派要冲击办公楼，抢保密柜，查所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甚至有人公开监视党委、常委的正常工作。

　　有的造反派冲进办公室甚至家里，当面质问有关领导，更有些领导脑袋上被扣上痰盂。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父亲当时疲于应付，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来京造反的学员们谈话，让他们返回学校，不要冲击机关。这种轮番谈话常常让他顾不上吃饭，一天只能睡上几个小时。

　　不少干部对于形势难以揣摩，父亲在工程兵会议上对将军们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过去枪林弹雨、流血牺牲都过来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只要军委没有免职，我们就要负责任地工作。”同时强调：“无论怎样不能抓学生”。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军队院校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人收缴单位印章进行夺权。父亲对他们说，党委绝对不能承认这种夺权，部队不同于地方，有很多战略机密，如果流传出去，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后来他们交出了印章。

　　父亲和一些工程兵的领导也曾经被关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一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造反派居然说：“陈士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总理办公室当然拒绝了这种狂妄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一场民族大动乱，说它乱，它又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运动又非常无序。1968年，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搅得天下大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维持。父亲领导的工程兵也接到命令，以“三支两军”名义参加制止武斗的行为。

　　父亲预感到双方都有枪，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人民军队向老百姓开枪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反复提醒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政策，绝对禁止感情冲动，开枪动武。果然，有一天机要部门送来一份工程兵驻渝部队领导同志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一个群众组织开枪打死工程兵制止武斗的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整个部队义愤填膺，一些部队的领导和战士想开枪还击。

　　父亲的秘书回忆说：父亲得知部队要开枪还击，非常焦虑，他立即找来“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由父亲口述起草了给驻渝部队领导人的电报，以特急形式发出，要求他严格掌握好部队，绝对不准向群众开枪。

　　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三支两军”部队归所在军区指挥。父亲不放心，又给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打电话，讲了他的意见，强调不能向群众开枪，不然会铸成大错。

　　当然，工程兵司令部机关也有人对父亲的做法有意见，认为部队不能忍让过分，要对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开枪还击。父亲不让步，说：“要坚决执行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

　　我感到父亲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犯最不该犯的错误，我感到特别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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