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黑马

说起来，安南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纯属偶然。1996年底，埃及人加利正在全心准备谋求连任秘书长，他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安理会中除了美国，都对他表示支持。美国人坚决要换掉这个“不听话”的秘书长，可偏偏加利个性极强，坚持要连任，快到年底了，事情还定不下来。那几天，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挤满了焦急的记者，安理会一次又一次地开会投票，结果大使们出来告诉记者的都是“烟囱还没有冒烟”（模仿梵蒂冈教廷选举出教皇后，西斯廷教堂的烟囱会冒出白烟）。胳膊最终没能拧过大腿，美国一次次动用否决权，加利无奈退出，时任联合国负责维和部的副秘书长安南走上了这个全球瞩目的位子。

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会是为人低调的安南。记者参加过他当副秘书长时的记者会，当时还有些奇怪，一个负责维和工作，经常出入战乱地区的副秘书长，怎么这样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美国人恰恰看中了安南的温和，认为他没有政治企图，可能会顺从听话，并且还是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的精英。可当时国际舆论并不看好安南，认为他充其量是一个高级国际公务员，还算不上政治家，顶多替加利把属于非洲人的另外5年干满。含而不露的安南会干得如何，谁也不知道。

非洲的儿子

安南上任后，一切按部就班。他没有马上提出庞大的计划，也没像加利那样接连召开大型联合国首脑会议。但记者慢慢感觉到了他身上浓重的非洲情结。他的发言永远不离“发展”和“非洲”两个字眼；他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减免其债务负担；他在世纪之交组织千年首脑会议，制定《千年发展目标》；为了解决非洲发展的主要障碍艾滋病，他与美国大制药厂老板见面，请求他们降低药品价格。在历任秘书长中，他访问非洲的次数最多。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安南出访非洲的照片：他穿着普通的衬衣，与当地村民一样跪坐在泥地上，与他们打着手势交谈。一样的肤色，一样的面容。难怪了解他的朋友都称他“非洲之子”。

尽管有人认为，安南在任期间，非洲地区危机不断，刚果和苏丹达尔富尔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在非洲人尤其是家乡人眼里，安南是完美无缺，受人尊敬的。非洲人说，安南的离去使非洲失去了一个“好的倾听者”，“我们会想念他”。而近乎疯狂地对安南高呼“父亲！父亲！”的加纳人说，安南留下的联合国比10年前他接手时更强大。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安南参加2008年加纳大选，可以顺利闯进第二轮。加纳总统则热情地说：“我们等待你载誉归来。”

温和的勇者

冷战的结束引爆了世界上许多局部热点冲突，而灭火的责任却都落到了联合国的头上。安南在任的10年，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疲于奔命的10年，这期间，维和人数达到了历史顶点。而安南也成了历任秘书长中出访最多的一个，几乎每个月都有出访日程，穿梭于冲突、战乱地区。

与安南共事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说，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道路多么危险，营地距离狙击手的枪口多么近，他都毫无惧色。为了多争取到一些药品、食物供给，他不在乎身处险境。安南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1999年他亲临战火纷飞的科索沃进行斡旋。当时，安南站在一栋楼房的阳台上，炸弹就在不远处炸响，他却镇静地在那里通过手机与各国领导人交谈了两个小时，身上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防弹衣。此时，人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平和的人内心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安南的前首席发言人埃克哈德曾说：“你从来不会听到安南提高嗓门说话，他最强烈的言辞是‘哦，老天爷’。”安南对此的解读是，“我说话比较轻柔，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其实我是一个坚强、坚定的人”。

2001年，联合国和安南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联合国秘书长中，他是在任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记得消息宣布那天，纽约是清晨，到9点钟上班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自动聚集到联合国总部一楼大厅。当安南出现时，大家都欢呼起来，安南的脸上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灿烂笑容。这是记者见到安南联合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可对这样一件大事，联合国没有搞隆重的庆典，没有繁文缛节的仪式，安南作了简短讲话后，大家就照常上班了。

不做美国的人

有人说，安南最大的敌人是“美国”。美国人一度以为安南是他们挑出来的人选，安南应该对此“感恩戴德”。可每当这个超级大国对他指手画脚时，安南的策略是，洗耳恭听，但最终只按照自己的思路办事。

安南小时候，父亲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件事，你一辈子也不能做，那就是卑躬屈膝。”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的品格。在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下，安南没有见风使舵。2003年，美国绕开安理会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令安南一直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辛苦付之东流，也一下子打散了联合国多年来辛苦建立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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