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他的确有很多事想要关心。

    1920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抬头，排犹势力甚嚣尘上。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宣称要谋害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在德国也受到批判。但爱因斯坦并不担心这个。他关心的是能否永远地消灭战争，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

    1931年夏天，爱因斯坦授权建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变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险”。这个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两个月后，54岁的爱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离开德国”的决定。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

    爱因斯坦本是个绝对和平主义者，但面对战争的危险，他说：“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正是在这种转变下，1939年8月，因忧虑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原子弹，爱因斯坦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能轻易地把整个港口连同附近地区一起炸毁，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这封信开始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6年后，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死伤20万平民。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时地会回想起这一时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时，爱因斯坦迅速地转过脸去，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但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便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鉴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不幸的是，罗斯福收到这封信时已经病危，还没来得及看，便去世了。

    “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爱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纠正他所犯的这个“最痛心的错误”。

    1947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道：“今后若干年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命运。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间的彻底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