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更是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一九二六年，党中央指示温州独立支部召开纪念“五卅”周年大会。王超凡等向当时的军阀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郑恻尘被骗到司令部扣留，大会也遭禁止。愤怒的群众冲到司令部门前，高呼口号，要求放人！恻尘在狱中也据理力争，迫使敌人不得不释放了他。大会如期举行，郑恻尘任主席，做了有关反帝的报告，会后列队游行，观者如堵，无不动容。在反帝爱国浪潮中，温州人民强烈要求收回洋人办教育和传教的特权，郑恻尘组织了这次斗争，驱逐传教士，收 回教会学校，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气焰。

    郑恻尘还处处保护工人的利益，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例如他反对用停工和解雇来维持生产，而是提出减少高级职员的工资，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减少了工资。他深入群众，针对席广女工多的特点，举办工人夜校，使本来知识贫乏的女工有了很大进步，组织了工人小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还建立了草席厂工会。

    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初，由于革命的需要，郑恻尘往返温州、杭州、宁波之间，并作为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团成员之一，妥善解决了代表团迁温期间的一切安全、生活事宜，还协助到达温州的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为北伐军入浙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进入杭州后，主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中华急电邀请郑恻尘去杭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商民部长兼杭州民众大会筹委会主任。他立即赴杭就任，并连续筹备了庆祝北伐胜利、省政府成立等大会，工作十分紧张。这时蒋介石一伙已在阴谋叛变，他们唆使流氓组织黄色工会与总工会捣乱，还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在此危急的逆境中，郑恻尘一如既往坚持工作和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国民党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杭州民生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搜捕共产党员与左派人士，但扑了空，旋即包围恻尘的住处(忠孝巷12号)，此处房屋较多，同住的还有我党干部与国民党左派如诸辅城(号慧僧，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等。中午，该屋被包围，恻尘正在饭厅左边寝室内，而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地委宣传部长华林和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潘枫涂等三人都在饭厅里，见状亦进入寝室，恻尘暗示他们躲进房后暗弄内，将门虚掩，自已躲进一张小床上。反动军警进来后，恻尘为了掩护暗弄内的三位同志，主动掀开帐子走出，对军警说，“我就是郑恻尘，走吧！”庄等三人始得脱险。一九六四年四月，华林同志在上海闵行红旗新村与胡识因谈及此事，他说：“恻尘同志这种舍己救人的品德，令人千秋万世感佩不已”。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抗州陆军监狱内显得格外阴森。难友们焦灼不安地等待从深夜十一时就被提审的郑恻尘、宣中禅(宣中华之弟)和王宇椿归来。二时左右，突然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大家的心猛往下沉，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第二天看守透露，郑恻尘等三人及省工会主席何赤华等同时被秘密杀害。这一天，狱中全体同志沉浸在悲痛的哀思中。

    侧尘开始被关押在东路军总指挥行营楼上，狱外好友买通了守卫，劝他只身越狱。他伯牵累同志，坚决拒绝了。当听到谢文锦、宣中华殉难的消息后，他写信给妻子胡识因说，“为革命坐牢牺牲是常有的事，你不要难过。”他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和鼓舞了周围的同志。

    一九二九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国，在杭州清泰门外荒郊找到了树有“日起”墓志的坟，另立了一块“郑恻尘府君之墓”的石碑于其上。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民政厅将郑恻尘的遗骸移葬于南山公墓光荣丘第一号，重修了烈士墓。（《革命烈士传通讯》1984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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