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我没觉得酷，也没觉得有魄力，但我觉得那是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是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后悔的决定。

　　B：你说要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不是还是在主流中寻找？

　　Z：我今天还是在做一个正当的职业，在普通人心目中算是一个职业女性。从小到大，被父母被学校被这个主流社会所灌输的一些观念已经在身体里面形成了，就算是我后来在美国生活会受到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但我想这种影响最多是一种中和，不可能把我从出生就有的一些东西彻底改变。

　　B：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

　　Z：我父母对我很宽松的，除了要求我出国之外就没有别的要求，我以前不想去上学，我妈妈还会替我写病假条。　　

　　B：现在做电视人的节奏和以前做分析师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Z：特别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自由地安排我的时间，可能我在出去拍《社会能见度》时，我的工作节奏会特别紧张，也许早上6点起来第一班七八点的飞机就飞走了，然后到目的地就开始工作，第二天接着拍。两三天之内工作强度特别大，然后剩下能有一两天完整的时间留给自己。来凤凰我觉得挺正确的。因为它带给我全新的天地和不同的感受，以及生活中很多事情。我是个不太喜欢后悔的人，因为后悔也没有用，我做的选择我希望它都是正确的。

　　B：最开始你主持的是《财经点对点》，然后主持《社会能见度》，那是一档社会题材的节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没有了你所熟悉的财经元素，会不会不适应？

　　Z：因为做财经节目会受限制，比如说对于财经新闻事件中的财经人物的采访会相当困难。真的愿意来让我们做节目的人我们又不太愿意去采访，要想做一个有深度的、全面的财经节目不是那么简单。做《社会能见度》时，什么地方都去，很穷很惨的地方也去，给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终于知道原来中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生活的。

　　B：你自称是个阿玛尼女孩，你去采访艾滋病村时，穿着阿玛尼的衣服，有没有人质疑过这样的反差？

　　Z：我当然不会穿着露背晚装跑去特别基层的地方。我更在意的是它的品质和我穿上的感觉。不能我跑到农村去采访就让我穿得和农民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采访对象是农民还是国家总理，如果一定要把我的着装或者外表弄得和他一样的话，我觉得我就失去记者这个身份了。

　　B：现在做电视，之前的圈子还保持联系吗？

　　Z：以前纽约的同事现在很少联系了，因为慢慢的大家生活分开了，环境不一样了。香港的同事还有一些有联系，毕竟大家还都在这个区域之内。

　　B：你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哪个圈子的？

　　Z：数量上来说还是做金融的多，做传媒的很少，恐怕只有凤凰里面因为工作建立起来的关系。女性朋友什么工作都有，男性朋友还是做企业、金融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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