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天真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

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塞思黑”(猪和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其实，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恨恨连声之态。按照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其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怒极犯傻，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孝顺，对兄弟如何的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

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代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官方学校)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大愚若智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

雍正为给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搂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整理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未必有雍正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象。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确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摘自《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张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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