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把矛头对准了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党，“重造”党的口号。“改造”的方法有二：一是大量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二是大力提拔党内工人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大革命期间，因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而崭露头角的向忠发，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以全票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向忠发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其不俗的表现，日益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赏识。而面对问题成堆的中共党内，共产国际排斥、轻视知识分子，一心想从改造党内成分入手给中共寻找一位工人出身的领袖，从而确保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向忠发于1928年6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平常人皆以为向忠发既然是共产国际一手提拔上来的，他对共产国际必然是唯唯诺诺，其实不然。总的来看，向忠发在任期间对共产国际确实保持了相当的忠诚，但在一些个别问题上，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向忠发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大的冲突有两次，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实令今人吃惊。

　　“如果中国党犯错误，远东局可以给以纠正，同样，如果远东局犯错误，我们也要与之作斗争。”在苏共党内斗争激化的情况下，1927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执委第十次全会，提出了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的问题。这实际上代表了共产国际进一步向“左”转。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受了十次全会决议并通过了自己的一个决议。该决议嫌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指责中共中央在三个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即富农问题、赤色工会问题、与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问题。

　　向忠发得知该决议后大为光火，立即抨击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此前，向忠发已在党内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远东局决议最终要送交共产国际，这势必影响到共产国际对向忠发主持工作以来的整体评价问题。1929年12月6日，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远东局决议。会议认为，如果接受这个决议，就会损害中央的威信，并在客观上助长各种错误倾向。中共党内的路线政策和工作部署都是正确的，恰恰是远东局有一条“一贯的右倾路线”。会议明确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并为此提出抗议。晚上，向忠发同远东局会谈，要求远东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决议，并吸收中共参加。

　　12月10日，双方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远东局建议由其工作人员奥斯藤提出声明，然后由一位中国同志作出答复。向忠发当即反对：“我们不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大家来谈。”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只好同意另外举行一次会议以便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但两次会议双方都是各说各的理，并相互指责，没有达成任何谅解。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虽不是上下级关系，但远东局毕竟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具体指导工作的。远东局代表要求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代表应当“规矩一点儿”，并贬低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指责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犯糊涂。而中共领导人则要求远东局解释为何试图取消游击战争，为何认为英美有相互勾结以稳定国民党政府的可能，为何对陈独秀抱有幻想等问题。两次会议不行，双方只好于12月17日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一番唇枪舌剑后，向忠发代表中央作了总结：“听了同志们的所有发言，我没有从中找到对核心问题的答复。”他认为，在农民问题和赤色工会问题上，中共已接受远东局的批评，并作出了各类决议，“但是你们在答复中说，我们没有接受你们的批评，并且你们没有对我们的问题作出任何答复。这是很危险的”。至于俞作柏，“你们提到的情况不是事实。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必须实事求是地执行指示。我们要求远东局纠正这种做法”。在陈独秀问题上，向忠发向远东局指出：“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而相反，应该反对你们的意见。”并同意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最后，向忠发明确告诉远东局：“以后，如果中国党犯错误，远东局可以给以纠正，同样，如果远东局犯错误，我们也要与之作斗争。”在12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群情激愤，纷纷指责远东局不实事求是，搞诽谤，奉行调和主义。向忠发认为：“远东局从它的工作一开始，毫无疑问就有右的倾向，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由共产国际来解决。”认为远东局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共旨在反对右倾的基本路线和实际工作，在陈独秀问题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并建议派一名同志去共产国际详细汇报工作，要求“必须进行有力争论”。至于和远东局今后的关系，向忠发警告：“既然他们有这种调和主义的路线，那么出现新的他们还是不承认的错误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在同他们工作时，无疑我们应该注意出现新的错误的可能性”。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宣布从1930年1月起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会议也不同意远东局的策略。认为远东局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最后，向忠发自信地说：“星期六我亲自去同远东局谈判，争取(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而明确的解决。”

　　中共中央随后上书共产国际，对远东局的指责进行了辩解，并于1930年2月派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汇报工作。汇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这次争论本身，尤其是中共中央自身同右倾作斗争的情况。向忠发认为这是需要“特别认真注意”的一点。但这一状并没有告赢。共产国际于7月份召开会议指出，罗伯特和远东局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而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之间不能令人满意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同志不能完全正确地对待远东局所作的，也是对中国党领导人某些错误应该作的必要批评的结果”。要求中国同志竭尽全力同远东局建立正常关系。

　　共产国际提出的路线，恰恰“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中共中央政治局面对共产国际的最后裁决不得不表示服从。但由于坚信远东局的指责是无中生有，所以单凭共产国际姗姗来迟的一纸电文就想完全平息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心中的怨气是不可能的。很快，在1930年6月至9月的“立三路线”期间，围绕着中共中央的工作部署，中共领导人和远东局之间又爆发了一轮更激烈的冲突。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预示着新一轮的“左”倾错误开始占据党内统治地位。作为总书记的向忠发，对自己党内“庞大而宏伟”的暴动计划是鼎力支持、全力推动的。但这一决议却遭到远东局的坚决反对，称如此重大的行动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而中共领导人则坚信中国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形势不等人。向忠发抱怨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故意刁难，声称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不能接受”。

　　6月21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忠发写信给远东局，指责远东局不同意发表决议就是“要使党中央的政治工作停顿下来”，“因此我们提出严肃的政治抗议”。认为远东局“想方设法把这一决议和共产国际的讨论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信任”，因此再次表示“严肃的抗议”。向忠发指出：“搁置发表这一决议意味着把对革命的领导置于不顾。”他明确拒绝远东局的建议，并决定立即公布这一决议。

　　由于对1929年12月份的争论本来就不服气，现在远东局又公然干预中共党内的重大工作部署，新账老账一块算，向忠发这次对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毫不客气，大举挞伐：“罗伯特斯同志一贯执行右倾方针，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确实妨碍了中国党对革命的领导工作，也束缚了中国党和远东局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解除罗伯特斯同志的工作。”

　　6月25日，向忠发又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写信，再次指责罗伯特“屡屡表现动摇和右倾”，要求周恩来“以政治局的名义坚决要求解除罗伯特斯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

　　7月27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这一事件给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以巨大信心，使他们进一步确信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并坚信中央的工作部署是正确的。远东局的阻拦纯粹是“吹毛求疵”。7月3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来电，来电明确指出中共组织基础薄弱，缺乏广泛的工人群众支持，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党现在的暴动路线是盲动和脱离实际的。

　　对于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一来电使他们感到万难接受。8月1日及3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来电。由于对革命形势的判断确信不疑，由于真诚地相信中国革命已到紧要关头，中共领导人几乎人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向忠发也断言：共产国际“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它提出的路线恰恰“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向忠发坚信中央的工作安排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敌人”。向忠发敢于指出共产国际犯有错误，而且是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了共产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话无论如何在共产国际内部也算是比较罕见的了。

　　8月5日，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要求共产国际“重新讨论”此前指示。并认为“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未将最近几个月革命的迅猛发展形势向共产国际报告。“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我们以实力的援助。”

　　同日，远东局写信给中共中央，指责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并开始搜集扳倒李立三的证据材料。李立三的思想言行，无疑是得到了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的大力支持。远东局想找李立三的麻烦，向忠发岂能袖手旁观？

　　“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8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会议一开始，向忠发就直截了当提出三个问题：“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国党政治局还存在，还是它认为政治局不再存在？”“远东局是否认为政治局在实施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远东局是否断定中国党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远东局领导人罗伯特也不含糊，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存在和领导作用的同时，强调中共中央政治局出现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危险倾向。

　　向忠发讥讽道：“多么惊人的矛盾！你们自己承认最近两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们又要威胁党的团结，把青年同志找去谈话并在谈话中表示反对党的路线呢？政治局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如果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那它就应该中止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强调，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巨大而严肃的决定只能同共产国际一起作出，“要党的团结吗？不错，但也要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并接受它的领导”。向忠发道：“远东局的答复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又是一个矛盾：你们承认党两年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而现在突然变成错误的了。我们赞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只是共产国际没有得到关于最近6个月来事态发展情况的消息，因此出现一些不大的策略分歧。远东局也未搞清楚最近半年来的事态发展。”

　　罗伯特坚持道：“我们的谴责没有矛盾。最近两年来路线可能是正确的，而现在不正确了。”他认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不是向忠发所说的“不大的策略分歧”，而是“不小的策略问题”。指责“政治局竟不害臊把共产国际消息不灵作为论据”，“问题不在于存在分歧……问题在于你们在政治局里试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

　　李立三在发言中，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正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发展，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而不是错过时机。“如果政治局有自己的看法，它应该让共产国际知道。”

　　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要开除李立三“这样的始作俑者”出共产国际时，向忠发勃然大怒：“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会议记录写道：“此时向(忠发)同志大声喊叫，不让发言者继续发言，在翻译开始第一部分之前，李(立三)同志给向(忠发)译了一句话，向(忠发)开始大声抗议并警告发言者不要继续用这样的腔调讲话。”

　　向忠发最后明确告诉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开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8月7日，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给远东局，再次声明远东局的指责“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远东局不应以个别讲话中的几句错话及其错误译文为借口作出令人难以想象的严重结论”。对远东局反对李立三的活动表示坚决抗议。

　　8月8日，向忠发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之所以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我理解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详细，没有收到关于革命飞速发展的详细报告”。请求斯大林给予支持。“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请尽快给予答复。”同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描绘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势，提出：“因此你们不理解具体形势。请同意我们的决定。请动员各国。请保证给予最大的支持。”

　　这一争执最后在斯大林的断然干预下才得以解决。斯大林8月13日言辞激烈的谈话，中止了中共中央遍地开花的暴动计划，也使中共中央在和共产国际(主要是远东局)这一次的争执中彻底败北。李立三被勒令限期到莫斯科交代问题、接受批判，向忠发的总书记职务也名存实亡。

　　向忠发等人满怀激情、竭力维护的是荒唐而危险的“左”倾错误。如果不是共产国际的制止和纠正，他们给中国革命将带来更多不可预料的损失。此后，向忠发迅速“堕落”，直至被捕、叛变并被杀。但他同共产国际发生的争执，使我们得以了解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