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1997年的秦池，它可能是全中国最不幸的企业。在它君临巅峰的时候，身边站满了弹铗高歌的人们；而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哭泣的肩膀。

　　赵新先是那种颇有战略直觉的企业家，在产业的每一个转型点，他都能很早意识到，并迅速地做出反应。但他在项目的执行上则总是显得“大而不当”，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冲杀中，三九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却始终未现。在第三次扩张中，赵新先的表现像一个巅峰已过、力不从心的老棋士，开篇宏伟，中盘紊乱，尾局不堪入目。

　　娃哈哈-达能事件愈演愈烈，伤害正像漩涡一样地蔓延开来。双方都异乎寻常地披露原本应该保密的商业合同，隔空放话，火药十足。被席卷进来的势力也越来越纷杂，有各地的经销商、产业工人、偏远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委，而媒体也开始追踪此次合资及娃哈哈改制的种种细节，随着一条又一条的“商业下水道”被扒开，争议的主题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

　　我不知道中国最大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辞职。这个从小在牛群中长大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他的牛奶达不到那么高的蛋白质含量吗？我不相信。

　　儒商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儒就是儒，商就是商。两千多年来，你看不到一个既是大儒家，又是大商人的人。

　　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我们看到，所有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经营的惨败和自信心的丧失。在写作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不由的会想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那句被咒骂了数百年的格言――“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企业家来说，“存商理，灭人欲”也许是一个值得记取的生存理念。

　　政府不救企业也许有它的道理，比如，产业调整云云，那么，失业的工人怎么办？没有听到一点帮助的声音，他们是新的“汶川难民”。从“粮食剪刀差”，到廉价劳工，到土地剥夺，再到无情失业，中国的农村人民一直为中国的进步一次次“献血”。

　　纵观三十年，这并不是第一个“冬天”，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冬天”，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周期性的成长逻辑之中。对于那些只知道“埋头种地”的人来说，“抬头看天”，已成必要。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失利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和无意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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