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

可企业家精神终归是个“大词”，李嘉诚用他的行为作了注脚。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两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枚两元硬币，让它滚到坑渠，这枚两元硬币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财富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

“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马云有言，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钱，就永远不会成功，就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时候，才能真正成功。

马云这段有名的话，应和了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理念。

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鲁克回答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提问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会成功。”人又问：“我该如何提问呢？”德鲁克说：“只有你先问"我该如何贡献？"你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拿马云、德鲁克的尺子去量，我们少有真正的企业家。

也许，这个冬天，企业生存维艰，谈企业家精神本位，实在是件奢侈的事儿，活着才是头等大事。

借用“一脸卡通”马云的话：连“朱坚强”都能活，你为什么不可以？（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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