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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团聚的时候，所有的喜怒哀乐汇聚在一起，矛盾也会爆发，但离散的时候又会去思念。这里面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记者：“吃”，在你执导的电影里很有意思，《白鹿原》中的“吃”，看起来很香，但在《团圆》中，“吃”显得很压抑。
王全安：吃饭代表一种沟通途径，我们的胃比我们的大脑更深刻，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习惯对人类的影响很大，台湾和大陆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的隔膜在饭桌上就会相对减缓，因为我们的胃口是那么地相似。至于压抑，因为《团圆》的故事背景比较沉重。
记者：你曾说中国导演对现实生活非常陌生，现在这种看法有变化吗？
王全安：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导演和编剧更多在为制片公司创作，为商业创作，相对而言更自由。但一下子被彻底甩到商业市场里，我们又在不断趋利，就会有一种挖空心思、急功近利的心态。任何对生活的积累都需要成本，现在很多人显然认为这样做成本太高，希望什么都不干还可以去赚钱，结果离生活更远了。很多导演有时候被这种剧烈的商业态势逼得进入到一种幻想、臆想的状态。就像淘金热时，人们必须千方百计不落人后地从沙里淘到金子。
记者：但类似《人再囧途之泰囧》这样的影片，市场反馈很好，观众还是很买账的。
王全安：我们不能用一种角度和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影片。《人再囧途之泰囧》属于商业产品，比较娱乐，承担的功能是让观众轻松。但《团圆》是另外一种类型——希望观众在看的过程中和看后，还可以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人再囧途之泰囧》主要诉诸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生理快感，不需要思考，就像坐过山车，停下来就没意思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最糟糕的是把二者搅在一起，让一部影片既要承载娱乐，又要承载思考，什么都想要，最后必然是什么都得不到。
记者：你怎么看商业化对我国电影的作用？
王全安：对电影产业来说，商业化是一大进步。我国电影必须在商业上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形下，才能谈得上其他类型电影的正常发展。从比重上来讲，主流应该是商业电影，有文化承载的艺术电影永远是少数，这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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