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江青那里发现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写给江青的信件。那时是华国锋主持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他负责，按照组织系统，胡乔木请求参加追悼会的信不应该写给江青。但是江青是毛泽东的遗孀，胡乔木写信给江青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李鑫抓住这一点不放，利用这件事硬说胡乔木写的是“效忠信”。

　　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当时李鑫是汪东兴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汪东兴所依靠的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和胡乔木是没有被通知参加的。李鑫在这个会上有个发言，对胡乔木进行攻击。不过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李鑫对胡乔木的污蔑早已经澄清，认为事情不能那样看。在会议上我没有讲这件事，以免使得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因此我为胡乔木说的好话集中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上。这时李鑫仍是汪东兴下面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仍是汪东兴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他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等好几个职务。他的作用仍不能忽视。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据《生活文摘报》）

　　汪东兴(1916~)，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毛主席的管家，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虽然汪东兴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了四人帮，但由于其在文革结束后，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抵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从此淡出中国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