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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到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
“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专业军事评论网站
叶剑英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汪东兴马上表示了对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并说了一些这些家伙胡闹的细节。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剑英满意地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对这位30年代后期入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不太了解，在关键时刻他是什么态度，很多人也不无担心。此时，李先念在联络华国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于197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后，听到过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斥责，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反感。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又一再找他无理取闹，华国锋更深深警觉到这一集团对全党乃至对他个人的严重威胁，感到应该将其解决。这一想法，与叶剑英等人的筹划不谋而合。
华国锋也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之流的反感，不过因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便想找自己到国务院工作后已经比较熟悉的副总理李先念作为中介。何况当时华国锋指挥不了军队，能得到军队和老干部的支持是关键。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还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李先念一听，马上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由于有这件事，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这种说法有其根据，不过如果从全局范围来看，还是叶剑英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更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布置。
此前被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的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可见内心也是对这伙人十分反感的。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看到当时根据中央文件通知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有此态度，李先念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尽快通知叶剑英。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对“二月逆流”时的老战友曾有“约法三章”，约定不要到各自的住处直接见面。这次李先念突然进院，肯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赶在楼前等他。
两人一见面，叶剑英便问：“你怎么来了？”
李先念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都心领神会。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便问：
“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由于叶剑英年纪大耳有些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时特别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显然，他此时特别关心的是名义上主管军委工作的这个重要将领的态度。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李先念同陈锡联在30年代便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尽管后来有“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不过在此关键时刻感到这人还是可靠的。
接着，李先念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的手还未插入中央机要部门，还无法监视中央这些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毛主席已经去世，不需要再留“联络员”，主张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江青却带头跳出来说什么毛远新不能走，要留下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做报告”。
此时毛远新虽然有沈阳军区政委的头衔，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让他到中央全会上做这种至少只有中央副主席才能做的事，显然是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并可能捏造出什么“遗留”的“既定方针”之类，让“四人帮”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
华国锋坚决反对江青的无理要求，“四人帮”也坚决不让毛远新走。双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江青还以“主席夫人”身份撒泼，胡搅蛮缠。这种争论也清楚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动乱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当粉碎“四人帮”的准备正在秘密进行时，江青一伙正利令智昏地进行着夺权活动，不过这伙过高估计自己的小人，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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