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丛林中，10万远征军以6万人的牺牲书写了二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笔。

87岁的远征军老兵李润怀忘不了二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牺牲的情景。“1942年5月18日，我们与日军遭遇。将军亲临战斗前线，日军机枪集中向他扫射，将军身受重伤。”

摸着自己右脸上那块很深的弹伤，李润怀告诉记者，8天后，38岁的戴安澜将军牺牲在了异国的征途上。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共两军牺牲的旅以上将领达200多人。

1943年夏，从缅甸转战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在美国空军及工兵的协助下，开始反攻缅北，在与有着“常胜军”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鏖战中步步获胜。翌年5月，经过重新组织的中国远征军16万余人开始历时8个月的滇西反攻作战，以巨大的牺牲清除了日军在云南的据点，继而入缅作战。

“我们打得很勇敢，以致史迪威不得不下令‘凡未受命者不得擅自前往火线。’”另一位健在的远征军老兵薛文涛，至今还记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雪普莱在采访孟关之战后写下的这样一段报道，“如有人仍怀疑中国军队之作战能力，想系未见华军在孟关之战斗。”

接任史迪威担任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苏尔登将军后来的回忆说：“在此区作战的华军对盟方战役的整个成就贡献至伟，击毙大部分日军者皆因中国地面部队之功也。”

斯大林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首相田中义一就声称：“我国再一次……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我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

苏联一直是日本的头号潜在敌人。1934年3月，日本天皇批准了这样的计划：以中国东北为前进基地，攻占苏联整个远东地区，使其同中国的东北、内蒙古连成一片，成为日本争夺欧亚，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

1936年11月，日军进犯绥远，企图从西南迂回苏联，后因傅作义将军率部抵抗而失败。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介绍，日本关东军曾于1938年7月在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1939年5月至9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地区与苏军展开激战，因遭到苏军痛击而未能得逞。

徐勇解释，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日军被迫放弃自己的计划，还有另一层原因———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说，“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保持一等强国之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各种抗日武装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日军的抗击。”与丈夫陈雷一起跟随李兆麟将军在林海雪原中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敏说，日本关东军驻屯东北边境，本是为了对付苏联。但由于各种抗日武装的奋勇抵抗，使关东军忙于讨伐，对苏作战的准备一直未能就绪。

在黑龙江东宁县境内的中俄边境处，至今还遗留着当年日本为进攻苏联而建设的一方巨大的要塞区。要塞的发现和发掘者韩茂才说，在东北，日军当年建设的要塞目前已发现14处，规模可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比。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间的盟约，希勒特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

“日本为何最终未能实施蓄谋已久的侵苏计划呢？”军事专家刘庭华认为，这其中既有苏联有所戒备不易下手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

他援引当时的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的话说：日本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太大，对苏开战办不到。

眼看坐失良机，一向主张对苏开战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哀叹：“我们日本人因为对中国事变没有办法，忘记了自己的(侵苏)理想”。

正因为如此，苏军得以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

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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