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裁军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全球公共利益，纠正不尊重边界的挑战性问题。而让世界免受核武器威胁则代表着最高等级的全球公共利益。

　　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部分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的祖国韩国曾经遭受过常规战争的蹂躏，而且面对着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毋庸置疑，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在韩国才有的一种现象。

　　尽管很久以来人们避讳使用核武器，但核裁军仍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因此，单单是忌讳使用核武器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必须由国家在核武器问题上做出关键的决策，但联合国也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提供一个核心论坛，各国可以在这个论坛中就符合它们共同利益的准则达成一致。而我们则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起到分析、教育和宣传的作用。

　　多数国家已经选择了放弃核武器，同时恪守在《核不扩散条约》中所做出的承诺。但也有某些国家把拥有核武器看作一种地位的标志，还有些则看成防范核攻击的终极威慑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起源于现有的26000枚核武器。

　　不幸的是，核威慑的教条很有感染力，它增加了核不扩散的难度，也导致了使用核武器的新的风险。世界仍然对伊朗等国的核活动深感忧虑，用和平手段解除这些忧虑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支持。

　　核裁军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有关替代方案的风险和代价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关注。想想巨额军费预算的庞大成本吧，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去年的全球军事开支超过了13000亿美元。10年前，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仅美国一国的核武器开支总额，包括未来的清理成本在内，就将超过58000亿美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本来可以产生其他多项建设性作用的一笔巨大的投资。

　　对核武器成本及其内在风险的忧虑致使世界各国希望重新为核裁军注入活力。我们已经目睹了汉斯·布里克斯领导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新议程联盟和挪威七国协议。澳大利亚和日本发起成立了核不扩散及裁军国际委员会。民间社会团体和核武器国家也提出了由亨利·基辛格所倡导的胡佛计划等提议。

　　我也想提出我个人的五点计划。

　　首先，我敦促核不扩散条约各方，特别是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按照条约规定履行有效实行核不扩散措施的谈判义务。他们既可以就独立而又相互支撑的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也可以考虑像联合国早已提出的那样，谈判一个由强大的审核体系支持的核武器协议。我已经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分发了这样一份协议草案，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始。

　　有核国家应该在日内瓦举行的核裁军谈判会议上积极地就此问题与其他国家展开接触，日内瓦核裁军谈判会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世界各国还将欢迎美俄两国恢复双边谈判，目的是进一步以可以验证的方式削减他们的核武器。

　　政府也应加大对审核研究和发展的投资。英国有关举办有核国家审核会议的提案就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具体步骤。

　　其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开始探讨核裁军进程中的安全问题。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向无核国家保证，不会对它们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安理会还应该召开峰会，讨论核不扩散事宜。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该冻结本国的核武器能力，并做出各自的核裁军承诺。

　　第三，我们需要竭尽全力让《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同时让核裁军谈判会议在不提出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立即着手推进裂变物质条约的谈判问题。

　　我支持在中亚和非洲设立无核区域，也强烈支持在中东设立这样的无核区。同时我们敦促所有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安全协议，并自愿采纳《附加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

　　第四，有核国家经常相互交流自己为实现上述目标付出了哪些努力，但这样的说明性内容极少向大众公布。缺乏有关核武器总数权威估计的事实证明了有必要增加透明度，我邀请有核国家把这样的材料提交到联合国秘书处，并鼓励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上述信息。

　　最后，还需要采取一系列补充措施。其中包括消除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采取新的措施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和贸易进行限制、出台新的武器禁令，其中也包括禁止发展导弹和太空武器。

　　如果核裁军计划取得了可以验证的实际进展，将会成倍增强我们消除核威胁的能力。随着我们逐渐消灭全世界最致命的武器及其部件，我们将使大规模杀伤性恐怖袭击变得更不容易。

　　这些提案在核裁军领域是一种新的开始，在增强我们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体系方面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