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惠帝其政

首先，在经济方面，惠帝继续推行刘邦时的与民休息政策，在他刚即位时，便下诏书恢复了原来实行过的十五税一的政策。刘邦在位时，为了对内平定叛乱，对外迎击匈奴，所以增加了一些赋税。到等惠帝时，内乱已经平定，匈奴也因为和亲政策不再骚扰边境，所以，惠帝便取消了增加的赋税，重新恢复了十五税一。此举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具有很大的作用。

为了促使人口增加，惠帝还下令督促民间女子及早出嫁。如果女子到了十五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倍的算赋。算赋是一种成人的人头税，每人交一百二十钱，即为一算。对于原来限制商人的政策，惠帝也大大放松，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惠帝的这些措施使西汉初年的经济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其次，在文化方面，惠帝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将“挟书律”废除。“挟书律”是秦始皇在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除了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民间一律禁止私自藏书。西汉王朝初期，国家制度基本继承秦朝，“挟书律”也不例外。惠帝很有魄力地废除了这一法令，这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都开始活跃起来，为儒家被汉武帝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在同一年，惠帝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惠帝纪》）。即地方所举“孝、弟、力田”三种人，可以免除其徭役。这是通过表彰上述三种人，作为民之表率，达到劝课农桑、敦睦六亲的社会目的，重视“化民成俗”。

惠帝在很短的皇帝生涯中，还完成了长安城的全面整修。刘邦在位时仅修了长乐宫和未央宫，城墙没有修成。当时西汉和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长安城的国都形象急需完善。于是惠帝决定整修长安城，在公元前194年正式开工，到前190年完工。整修后的长安城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除了罗马城外，没有再和长安相媲美的城市。长安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城墙有三座，每个城门又分成了三个门道：右门为入城道，左门为出城道，中门则专供皇帝出行使用。

惠帝末年，还准备废除族诛法、妖言令。这是秦朝的两项酷法，汉初袭用未废。但是，惠帝来不及废除，就英年早逝了。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春正月，即惠帝死后五个月，下诏说：“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高后纪》）。

四、惠帝与汉初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是托名于黄帝与老子的一个学术流派，是道家的重要分支。据司马迁记载，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在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中就集中了一批黄老学者，史称“慎到，楚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黄老之学臻于鼎盛，在社会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在汉初，它一度充当了国家指导思想的角色。

学者们一贯都认同惠帝的丞相曹参对于汉初黄老之学推广的作用，但是，他们往往会忽视一个关键人物——惠帝。

在萧何死后，曹参入朝为相。他将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一方面，他“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汉书·曹参传》）；一方面，他任用“厚重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史记·曹相国世家》）。

这个时候，惠帝坐不住了，《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曹参子）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里面写了惠帝与曹参君臣之间的一段小插曲，写的很有意思。惠帝认为曹参不理政事是因为欺负他“富於春秋（年幼）”，心里不满，但是却不当面指责曹参，而是让曹参的儿子去试探，这种方法本来就体现了惠帝的涵养与心计。当他得知曹窋挨了板子之后，只好自己亲自去问。曹参这时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皇上您比不过高祖，我也比不上萧何，我们只要继承高祖萧何所定的法令，遵而勿失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发现惠帝的思想的转变过程，他本来是不赞成无为而治的，但是听了曹参的话之后，接受了黄老之学，并且在施政中真正的体现了这一点。诚然，曹参对于黄老之学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惠帝不赞成，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现在我们国家推出一种以某位领导人之名命名的统治思想或是政策的时候，都会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初被改造了的黄老之学，我们完全可以称为“汉惠帝之学”，并称其为“汉初君臣集体智慧的结晶”。

五、总结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孝惠帝是一个有着宅心仁厚、从善如流、机智灵活等优良品质的帝王。此外，惠帝十分的知人善任，这点与他善于将将的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可叹息的是经过刘邦与吕后的大肆残杀功臣之后，到惠帝时剩下的治世之臣已经无几了。留侯张良习辟谷之术，只为躲避祸事，后来就无声无息的死去了。相国萧何本来也是怀着治世安民的抱负，竟然招致高祖的猜疑，无奈之下转而向消极避祸发展。在萧何临死的时候，惠帝亲自去看望他，《史记·萧相国世家》：“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惠帝与萧何之间君臣关系的融洽到了这个地步。

他意欲有一番作为，但是无奈其母吕后把持朝政。刘盈死后谥号“孝惠”，“孝”意即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事业。“惠”有“仁慈、柔弱”的意思。但是我认为，惠帝“仁慈而不柔弱”，只是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一个“千古一帝”的产生，需要许多的条件，君主本身的英明只占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历史为这个君主提供了一个舞台，可以让他在舞台上自由的挥洒。而无疑，惠帝从刘邦那里继承的国家，不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他只能够以一种“仁弱”的形象被载入史册。这是惠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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