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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