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对记者说。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修宪时的专家讨论。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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