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之初，中国军队已经侦知敌人将要发动攻势，在3月份的洛阳军事会议上，李家钰即向蒋鼎文建议，“与其等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使用飞机轰炸邙山头(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的阵地)，并继之以佯渡，以牵制之”。但这个建议并未被司令长官采纳。日军渡河后，仅两天，即在4月20日占领郑州。

李显然对战事前景抱有忧虑，他向手下的军官们传达会议情况时说，“这次战事发动后，洛阳危险得很。我们兵力虽是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将来也难免有胶柱之虞。”然而，更让他担心的是，洛阳会议“不但没有决定如何对付敌人，而且对部署也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向后方转移”。

事实上，李的愤懑是有来由的。早在1942年，14军军长陈铁曾对李家钰说，像汤恩伯、胡宗南这样的蒋氏嫡系，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武器，而我们这样的部队，办法就很少。此后，李经常把这段话讲给下属们听，认定自己是一支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

然而，配角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唱起大戏，因为主角蒋鼎文和汤恩伯已经西撤。失去了总指挥的各路大军也纷纷西撤。5月17日，李家钰、刘戡、张际鹏、胡伯翰先后抵达山中小集镇翟涯。

在白天参加的一个临时会议上，将领们一致认为大队人马争先恐后抢路走不是办法，如遇日军袭击，将损失惨重，并推李家钰作总指挥。李家钰慨然说：“如果明天继续西进，窃愿殿后，以免挤在一起，彼此都不好办”。

变更行军路线遭日军伏击

第36集团军总部队伍行进到了陕县张家河，这是一处谷底，天将晌午。自5月18日早晨各路大军分道扬镳、皆向西行之后，李家钰的部队就担负起了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在此后的3天里，接获的情报显示，日军越追越近了。在到达张家河前，由于遭敌人炮击，李变更了行军路线，改走赵家坡头－西坡－双庙到南寺院这条路。这一改变，使李家钰和36集团军总部走到死亡的边缘。

21日，参谋长张仲雷发现行军路线不妥，便向李家钰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李家钰的回答出乎张的意料：“不必看，听命”。张发觉总司令的语调气冲冲的。

说话间，后面响起了步枪声，不久，前面西南方向的山坡上也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声。张仲雷打算派两排士兵先占领坡顶，然后总部人员再上去，但李家钰说“不要不要”，旋即又说：“派一个班的步兵上去，如果遇到敌人，只准打步枪，不准打手枪，若打手枪敌人必知我为高级司令部”。就这样，来到了谷底，张家河。

李家钰及集团军总部在张家河休息片刻，其间李还找来了当地人询问路况，随后部队开始攀登前面的山坡，旗杆岭。

前行的谍兵很快跑回来了，向李报告：“山上都是日本人，头上都插着麦子，伪装得很好。请司令、参谋长坐滑竿快走”。

李家钰闻报转身就往回走，张仲雷也往回走。然而，山头上的日军已经往下冲锋，散开在坡上总部特务连一部及总部的一些官兵抵挡不住，各自逃了。日军冲下，将李家钰和张仲雷分开。

突袭者是日军第一军69师团的一部，他们本是追击高树勋的部队的，未料在旗杆岭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后来，他们一度以为打死的那个高级将领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军长，更没想到死者是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脚登长统军靴，自然无法逃开日军的枪弹。同时受伤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他跟着李总司令跑，看到李挨了敌人两枪及一个榴弹碎片。李还挣扎着跑了几步，终于倒在了旗杆岭上。

跟在总部后的47军104师闻讯赶到，悬赏募来5名敢死的士兵，冲到旗杆岭上，在一个死角里将李家钰的遗体抢回。李的遗体旋即被运回四川。

在撤退中，为鼓舞士气，李家钰曾以诗赠予部下：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疆场是善终。未料，几日后，遂有了旗杆岭之殁。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