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岁月出殡仪式轰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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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岁月出殡仪式轰动北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学者，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哺育和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但非常不幸的是，1927年4月28日，他惨遭反动军阀杀害，时年38岁。那么，他最后的人生岁月是怎样度过的呢?

　　领导工农反帝运动

　　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骗局来平息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国举行特别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

　　这一骗局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趁势领导发起了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同在他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对关税会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主张，并先后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

　　11月23日，奉系军阀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势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隶等地区都掌握在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手中。这为党领导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形势下，李大钊即决定利用冯玉祥与段祺瑞的矛盾，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决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领导这次起义。按照预先部署，起义将于11月28日开始，分别夺取政府重要机构，使段政府陷入瘫痪，迫段下台，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首都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给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密切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帝国主义的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26年3月17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段政府武力驱散。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2000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群众开枪，并用大刀砍，当时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

　　当晚，李大钊召开了北京党、团会议，提出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并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反动军阀已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坚守阵地，临危不惧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险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他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他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已下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离开北京。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多次劝他离开，但李大钊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李大钊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谭祖尧，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

　　谭祖尧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落入虎口，毫无惧色
落入虎口，毫无惧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

　　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暖和，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子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他。他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及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劼、杨景山也同时被捕。

　　敌人对李大钊进行了多次审讯，进行了严刑拷打，用尽了种种酷刑，甚至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严刑拷打不成，敌人又进行了利诱。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也引起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举行了游行示威，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为了营救李大钊，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

　　当李大钊得悉各方正在施救的消息后，坚决表示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李大钊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红色种子撒遍大地
　红色种子撒遍大地

　　1927年4月28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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