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后，黄永胜就成了人们揶抡和嘲讽的对象。

　　权延赤在他的《林彪将将》中借用段苏权将军的嘴说，黄永胜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权延赤写的东西以虚构细节著称，水份太大，不能够认真。

　　还有一本叫《叶群之迷》的书，借用叶群贴身服务员的嘴，十分细致地描写了黄永胜和叶群是如何苟合，令人恶心。当然，这纯属伪造。

　　许多人非常喜欢张正隆的《血红，雪白》，有人甚至当做“正史”来读。

        这本书写到黄永胜时说：“黑土地上的颇有几位会玩的将军，他（指黄永胜－笔者注）是其中之一。打猎，打麻将，跳舞，逛城市，听说玩，后脑勺乐开花。花钱大手大脚，流水似的不把钱当钱。还会赶时髦。有人说街上流行什么，他那儿就有什么。什么好地方都想去看看，玩玩。

        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谁也没告诉，由他带头，和两个将军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玩起女人来，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钱、游山玩水差。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张正隆的话有几分可信，但说到罗荣桓批评黄永胜时，也用了“据说”二字。因为张正隆写此书时采访了许多“四野”的老人，书中用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

        而一些老人并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罗荣桓和黄永胜关系很好，二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黄永胜始终对“教书匠”出身的罗荣桓尊敬有加。文革中，总政的几位和罗荣桓共过事的副主任被冲击的厉害，但总政的大字报中鲜见批判罗荣桓的。除了罗荣桓死于文革前这一因素外，林彪、黄永胜等人没有说过罗荣桓一句坏话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林彪倒台后，一些人把罗荣桓抬出来，把罗说成是反林彪的，顺便捎上了黄永胜等人，其实这是贬低了罗荣桓的人品。罗荣桓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一个对自己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刻薄的人，否则尽管已死，也难过文革这一关。

　    把审判林彪集团认定是“铁案”的肖思科在《超级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提到了林立果1970年秋录下的叶群和黄永胜长达100多分钟的电话通话，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叶群说：“你的手绢到现在还在我的乳罩里，一天到晚捧着你”；“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那个没有来”，“因为没有反应”，“而且我们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然而，接近林彪和叶群的人都对这样的谈话内容表示了置疑。更为蹊跷的是，这样公然给林彪戴“绿帽子”，涉及到自己母亲极端隐私的录音，林立果自己不保存，而是交给了于新野，放在了空军学院的“据点”。除于新野外，“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接触到这个录音。林立果不是弱智，就是缺心眼儿。肖思科的《超级审判》一书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不值一驳。

　　在审判黄永胜以前，黄永胜自己讲的一番话倒是耐人寻味：“今天最后一次谈话，实际上给我戴了一顶帽子，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犯有严重罪行。人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想法？我走过的道路，看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没什么可以留恋的。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可以想的？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你说不是林彪成员，为什么关了九年？我和林彪在一起工作三年，说不是重要成员也过不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大局着眼，委曲求全吧！不过有些问题我想不通，我成了不管部部长，凡是和林彪有联系的问题都成了罪行。我想不通，但又不能申辩。如果我申辩不就是翻案吗？那样不就成为罪大恶极了吗？”这段话最精辟的就是黄永胜把自己称为“不管部部长”。

        如何理解黄永胜这样的提法，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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