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时的照片

彭德怀同志（前排左二）与洪学智副司令员（前排右一）等合影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访洪学智将军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１９５７年７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陆军司令官”， “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不久前，记者就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访问了原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当谈到克拉克的这些话时，将军说：“ 从敌对者的角度上，这些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站起来的、强大的、正义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８８岁高龄的洪学智将军住在北京西郊一处幽静的院落里。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拉序幕，到１９５３年停战协定最终签署，他始终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并主管后勤工作。 “入朝之初，我们就有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民必胜！正义的战争必胜！”在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战略战术运用的决策过程时，洪学智说。

当时，志愿军的领导们分析，敌人的长处是具有现代化的装备，机动性强，陆军地面部队火力强，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而我军的装备则处于明显劣势，步兵就那么几门迫击炮，其他重一点的火炮都是缴获国民党的，用骡马牵引，运动、隐蔽都很困难，主要还是靠步枪和手榴弹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也有许多敌人所不具备的长处。第一，我军是为了反对侵略而战，是正义之师，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拥护。我们的指战员政治觉悟很高，士气高昂，在政治上我们占绝对优势。第二，我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几十年来一贯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我军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在这些方面敌人无法与我们相比。第三，我军作战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消灭敌人，还善于分散、隐蔽保存自己。第四，我军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吃苦耐劳。第五，我们是背靠祖国作战，离后方近，组织供应比较方便。另外，由于我们的装备差，车少、炮少，所以消耗的油料、弹药也少。

基于上述分析，志愿军领导确立了对敌作原则：在战略上，要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在战役战术上，要集中优势兵力，大量采取穿插、迂回、分割、包抄、近战、夜战、速战速决的传统战法。只要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趋利避害，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就一定能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了这些分析和预见的正确性。战争，按照我们的方式和节奏走到了终点。“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洪学智说：“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头号强敌，他们的战争投入超过我们好几倍，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好几代，而我们最终牵住了它的牛鼻子，迫使它接受了和平。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在反侵略史上都是奇迹。”

在洪学智眼中，战斗的艰苦卓绝和指战员们机智勇敢都是这些奇迹的组成部分。例如，１９５０年夏，敌人发动“绞杀战”，利用占绝对优势的空军以及朝鲜４０年不遇的大洪水，对我后方交通线进行地毯式轰炸。洪学智立即组织部队展开“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我们建立了后方交通网，此路炸断走旁路，东方不亮西方亮，始终保证条条大路通前线；白天轰炸多，我们就晚上运输；星期六晚上，敌人飞行员轮班休息，不轰炸，打照明弹吓唬我们，我们就利用照明弹的光亮，大量运输……

正是凭着大智大勇，志愿军创造了令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的战争奇迹。当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就说过：“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人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在洪学智看来，抗美援朝为中国赢得的不仅仅是一场局部战争的胜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政权，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出了大国的地位，打出了国际生存空间。

他说，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英勇善战，面对武装装到牙齿的侵略者无所畏惧，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这也极大地激励着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情感，使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这一积极作用，也一直影响到今天，并将永远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的侵略者今天仍然在重复着当年的行径。对此，洪学智虽然年已耄耋，却依然时时萦挂于心。他说：“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改变，战争的性质和参战者的士气永远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只要站在正义的一方，为维护正义与和平而战，我们就一定战无不胜。”

洪学智介绍：

安徽省金寨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商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河南省商城县游击队分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三师八团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机枪连连长、营政治委员，第二七四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支队长、第四大队副大队长，中国人民军政大学第四团团长，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参与领导了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海南岛登陆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１９５０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参与了重大战役的组织指挥。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１９８５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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