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

　　1912年高君宇“负笈抵省”，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在这一省城有名学校，高君宇勤奋学习 ，在第一学期末就得了优胜奖 。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州”的美誉，在学校墙报上予以表彰。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崇德敦行” 。这时 ，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也很关心，他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章太炎文集》等各种书刊，广泛阅读，开阔了眼界。1915年，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称帝的野心，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高君宇等同学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悲愤异常，立即和学校爱国师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高君宇一面和同学们捐款翻印了“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为，一面又组织集会游行 ，街头演讲 ，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中人写信，称“洪宪过不了百日。”

　　1916年，高君宇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习。高君宇进入北大不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了校长。蔡元培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在蔡校长治校方针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五四”以前，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新思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以陈独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批判孔教和二千多年以来的封建伦理道德，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阶段。高君宇到北大后继续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对封建专制的愤懑，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

　　“五四”以后，高君宇深感国事危艰，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做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扩大斗争，积极奔走。其间他曾赴津发动抵制日货，也曾到太原发动学生联络同志。不久高君宇参加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等进步学生社团，办刊物、做讲演、组织爱国学生和发动民众斗争，很快成为学生社团的骨干人物。

　　1920年 3月，高君宇参加了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高君宇几年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有条件在李大钊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这一段学习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开展建党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钊等人曾和维经斯基座谈。同年10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山西第一个共产党人。同时，高君宇还组织参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活动，被选举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21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54人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高君宇等人荣幸地受到列宁接见，利用此段难得的时机，悉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苏联社会，认真汲取革命经验。

　　从苏联回国以后，高君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更加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宣传贯彻列宁指示和远东会议精神积极奔走。1922年5月5日，高君字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于1922年 7月16日参加了党的“二大”，在党的“二大”上传达了列宁指示和远东会议精神，共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会上高君宇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 7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担任了市党部总务股主任。高君宇不仅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一直注意国民党右翼的动向，和国民党右翼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进行斗争。他先后在《向导》、《政治生活》等杂志刊物著文抨击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动倾向，提醒党和国民党左派不断为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而斗争，为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

1924年春夏之交，高君宇受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委托，再次来到太原筹建山西党组织。他到太原后，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召集侯士敏、潘恩博等人谈话，介绍他们入党，后把当时在并党员编为一个小组，由李毓棠担任组长，正式成立了山西第一个党组织。

　　高君宇“不仅是一个革命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议论家”。在《中国人民要与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国主义对德的横暴》一文写道：“世上惟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重要任务是“联合各弱小民族与苏俄，来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但这是费努力才成功的一件事情。”以上这些议论已经初步提出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及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一部分等重大理论问题。此外，高君宇还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写道：“俄国革命1917年夺得政权之后，有一个叫做由私产社会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里的革命工作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去发达生产力和消灭阶级”。高君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它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

　　1924年 5月21日，由于被张国焘出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高君宇被迫离京，经山西转赴广州。在广州，高君宇协助孙中山等人平定商团叛乱。是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由于肺病复发，住进德国医院治疗。他在病中仍抓紧工作。在此期间曾于1925年 1月赴上海出席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3月1日做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正在准备为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工作之时，于3月4日突发急性阑尾炎。3月5日因割治无效不幸逝世。

　　高君宇逝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均发表悼念文章。中共北京区委干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领导人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逝世。根据高君宇遗愿，遗体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女友石评梅在墓碑题写了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诗句：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首诗形象概括了高君宇光辉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