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的集体舞蹈特征也差别甚远。即便在国内，广场舞也没有被所有适龄人士接受。比如乌鲁木齐，舞蹈资源丰富的维族中老年人却很少在广场上起舞，占领广场跳舞的往往是汉族人。

关于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起源，有些学者认为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的新秧歌运动有关。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后，陕北的新秧歌随干部、文艺工作者带往全国，集体文化不断强化的岁月，适应这种特性的舞蹈被深深扎下了根，以忠字舞的形式达到巅峰。

不过，这并不能解释广场舞产生时间。“文革”结束后，忠字舞逐渐消失。1979年的除夕夜，经历了20余年的隐匿后，央视春节联晚会第一次出现了交谊舞。这一举动，敲开了被冰封已久的交际舞热情，民国年间风靡各个城市的交际舞再次成为时髦的代表，持续到2000年之前。

而现在，广场舞已经取代了交际舞的地位。这些现象无法用舞蹈文化简单归纳，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因素让伴着最炫民族风翩翩起舞的中老年爱好者们，占据了晚间的广场？

【社交强需求，场地弱供给】

广场舞的参与者中，中老年的比例远大于青少年。学者对福州、洛阳、济南、武汉的调查中，40岁以上参与者皆超过80%。这部分人群社会地位稳定，竞争压力小，相对于青壮年有更多的时间。

现代健康观念的传播，不断激发着他们的运动需求，但体育场地的供给却堪称贫弱。

2005年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平方米。而所有场地中，65.6%为学校体育设施，其向社会开放率为29.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增添了露天体育设施。即使如此，《“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预期2015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也仅1.5平方米——是2013年美国的1/16，日本的1/19。

场地的供应紧张，造成使用体育设施的费用、时间成本增加，而标准场地开放率低，也缩小了可选择体育项目的范围。

同时，中国不断的城镇化进程增加了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预计仍以每年接近2%的速度递增。在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转型中，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也不断强化。

生活方式的改变自然包括了休闲锻炼的方式。但是，没有一蹴而就的事。代表着现代社区锻炼形式的健身房，在中国一直数量不足，甚至在2011年还出现了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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