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但到了2002、2003年,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焦点访谈》是一个定型的栏目,自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是否可以迎接更多的挑战?在央视这么多年,混了个脸熟,收入也不错,是否就满足了?去年我42岁,如果不动,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正赶上上海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个与自己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全国性乃至有国际影响的卫星频道,使出了大手笔,朋友便拉方宏进去出主意,帮忙设计新频道的样式和内容。一个电视频道从一张白纸到搭起台子到播出,这个过程让方宏进感觉充满诱惑,他说这是幸运:“我边做就边想,一个人能到央视是幸运,能参与到最受关注的节目中是幸运,能参与到一个大型电视频道从策划具体到形成的过程中,这样的机会太少了!这个过程太有诱惑了!”随着每周“打飞的”到上海参与策划、组建,随着他心血不断地投入,渐渐地,他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新频道给了方宏进“由着自己耍”的痛快感觉,他说自己的很多想法,很先进甚至很冒险,最后都被拍板定了下来。而且大家觉得,他的想法,还是由他来做最合适,不然,“万一别人实现不好,人家说方宏进出馊主意,多恶心!”

  方宏进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跳槽,在新频道开始实现他的电视理想。他的第一大“冒险”,便是率领一群从未有过直播经验的人做新闻直播。东方卫视的定位是以新闻为主打的频道,每天新闻直播节目就占6小时。这样的概念在业内颇为轰动,方宏进说:“也许直播不直播老百姓看不出多大的区别,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直播还显得比录播乱,主持人说话打个磕巴呀,出点什么错啊,但是真到有事情发生,直播的机动性就高出一截儿来。你看凤凰卫视、半岛电视台一开始都不火爆,为什么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起得特别快,就是直播的机制一直准备着的。”

 而说起用一帮大多没有经验的新人进行直播的大胆,他说:“上海做得大胆,别的地方台可能不敢这样。做这样一个新频道,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挖太多有成熟经验的人来,东方卫视的主力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孩,我觉得带着他们学录播也要乱半年,学直播也要乱半年,不如直接学直播,等半年后就不一样了。结果真的就通过了。我有个比喻,人家学走路穿平底鞋,我们一开始就穿带轱辘的鞋,都要摔跤,都走不太好的时候大家看不出来,但如果前面出现大斜坡、大直道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明显了。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直播的反应能力、采访报道能力就会体现出来,在新闻竞争中我们就能走到人家前面去。”

 

  而对于新闻的样式,方宏进觉得,新闻其实也可以做得不用板着脸,可以更贴近老百姓,更轻松,更娱乐一些,他甚至形容每天早上两小时的新闻直播节目《看东方》是“我们就是配合你来逗你玩的”。这样的理念,与他在中央电视台做《焦点访谈》时那种严肃凝重的风格截然不同。

  于是我问他,这样的不同,是他被隐藏的本性的释放,还是他想彻底转型?他略沉吟之后答:“算是某种释放吧!某一类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也想换换,看看自己身上是否有更多别的东西能发挥出来。”

  ■经历:“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

  “冒险”对于方宏进来说是常事,他并不像他外表上那么“本分老实”,骨子里似乎总有某种“不安分”的东西,对于很多别人没干过的事,他似乎更乐意去尝试。从一个“学物理的”到一个知名电视人,这中间的曲折,听方宏进讲来也颇为有趣。

  方宏进是79级大学生,他说那时正赶上全国崇尚科学的风潮,于是“成绩最好的学物理,其次学数学,最差的学经济”,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挺希罕的一个专业。毕业时没去专业研究机构,分配回天津第二教育局,专管给中学生出考试题。虽说这差事不错,但他总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一位他熟识的、南开大学心理学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正逢当年南开大学请来费孝通先生首招社会学研究生,与心理学合招,结果心理学的名额招满了,方宏进便被放到了社会学专业。毕业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出国留学,加拿大一所很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寄来了,当时正是“出国热”,方宏进说:“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大伙儿都做的事我就偏不愿做!”于是不去了。二是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又怕被“闷”在楼里,于是他选了第三条路:去深圳大学教书。

  深圳大学是全国高校的改革先锋,机制很新很活,方宏进一下就被放到了管理系。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他说,因为在南开大学学社会学的时候,由于这是新兴时髦专业,国内缺乏老师和教材,他们的主课老师都是从国外请的。美国老师一来,就让学生把书从某页看到某页,回去写个报告,上课时间就和学生们聊更广泛的话题。方宏进把这招儿学会了,结果学生们上他的课都上得特别高兴。

  那时他还用了很多别人没使过的新招,比如教广告学,考试的方式是:他跑到沙头角去买了一个给皮鞋打蜡的新鲜玩意儿,让学生翻译其中文商标,写一段广告词,再写一个推广方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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