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说起用一帮大多没有经验的新人进行直播的大胆，他说：“上海做得大胆，别的地方台可能不敢这样。做这样一个新频道，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挖太多有成熟经验的人来，东方卫视的主力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孩，我觉得带着他们学录播也要乱半年，学直播也要乱半年，不如直接学直播，等半年后就不一样了。结果真的就通过了。我有个比喻，人家学走路穿平底鞋，我们一开始就穿带轱辘的鞋，都要摔跤，都走不太好的时候大家看不出来，但如果前面出现大斜坡、大直道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明显了。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直播的反应能力、采访报道能力就会体现出来，在新闻竞争中我们就能走到人家前面去。”

　　而对于新闻的样式，方宏进觉得，新闻其实也可以做得不用板着脸，可以更贴近老百姓，更轻松，更娱乐一些，他甚至形容每天早上两小时的新闻直播节目《看东方》是“我们就是配合你来逗你玩的”。这样的理念，与他在中央电视台做《焦点访谈》时那种严肃凝重的风格截然不同。

　　于是我问他，这样的不同，是他被隐藏的本性的释放，还是他想彻底转型？他略沉吟之后答：“算是某种释放吧！某一类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也想换换，看看自己身上是否有更多别的东西能发挥出来。”

　　■经历：“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

　　“冒险”对于方宏进来说是常事，他并不像他外表上那么“本分老实”，骨子里似乎总有某种“不安分”的东西，对于很多别人没干过的事，他似乎更乐意去尝试。从一个“学物理的”到一个知名电视人，这中间的曲折，听方宏进讲来也颇为有趣。

　　方宏进是79级大学生，他说那时正赶上全国崇尚科学的风潮，于是“成绩最好的学物理，其次学数学，最差的学经济”，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挺希罕的一个专业。毕业时没去专业研究机构，分配回天津第二教育局，专管给中学生出考试题。虽说这差事不错，但他总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一位他熟识的、南开大学心理学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心理学硕士。正逢当年南开大学请来费孝通先生首招社会学研究生，与心理学合招，结果心理学的名额招满了，方宏进便被放到了社会学专业。毕业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出国留学，加拿大一所很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寄来了，当时正是“出国热”，方宏进说：“我这人有点离经叛道，大伙儿都做的事我就偏不愿做！”于是不去了。二是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又怕被“闷”在楼里，于是他选了第三条路：去深圳大学教书。

　　深圳大学是全国高校的改革先锋，机制很新很活，方宏进一下就被放到了管理系。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他说，因为在南开大学学社会学的时候，由于这是新兴时髦专业，国内缺乏老师和教材，他们的主课老师都是从国外请的。美国老师一来，就让学生把书从某页看到某页，回去写个报告，上课时间就和学生们聊更广泛的话题。方宏进把这招儿学会了，结果学生们上他的课都上得特别高兴。

　　那时他还用了很多别人没使过的新招，比如教广告学，考试的方式是：他跑到沙头角去买了一个给皮鞋打蜡的新鲜玩意儿，让学生翻译其中文商标，写一段广告词，再写一个推广方案，结果学生的反响热烈极了。

　　据说，当时他还当了深圳有名的第一批股民，在还没有股票交易所的时候，拿着一包一包的钱在大街上和人家交易过。

　　后来，深圳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合办了一个影视专业，专给各电视台的骨干“补文凭”，方宏进便去教了两年，认识了好多电视台的人。那时因为他英文好，到了深圳为了不丢英文，他常看境外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于是常常把人家做的节目录下来给学生们看，讲人家做电视做新闻的先进理念。某天一位北京电视台的大姐就对他说，别光说得那么热闹，你别耽误青春了，你来做吧。方宏进就这样教书教进了电视行业。

　　方宏进到北京电视台创办了《18分钟———经济与社会》，并做了18期节目，当时很火，有好几期节目被调到央视播出，引起了有关的人的注意，人家觉得他新鲜：还有这样做节目的，边溜达边说。于是他被招进了央视《观察思考》栏目，做起了经济类节目。做着做着，便做到了《东方时空》，做到了《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

　　记得白岩松在他的《痛并快乐着》这本书里写到，在他们内部的联欢会中有一个小品，其中一段内容大约是说，方宏进的孩子对崔永元的孩子说，我爸爸出名那会儿你爸爸还在嗑瓜子练嘴皮子呢。那说的就是他的资深。

　　■漂泊：“这是命，天生漂泊命！”

　　虽然成了著名电视人，但方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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