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的科学思维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变革现实首先把矛头直指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宗教神学的愚昧、迷信、教条和经院哲学的烦琐思辩，从而燃起了理性解放的火炬，展现了理智的权威，用科学对神学教条进行宣战。达•芬奇用超前的科学思维，要求人们把视线转向自然的研究，做“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翻译”。他坚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认为自然是可以认识的，“太阳底下藏不住秘密”，真理是一定可以得到的，“真理只是时间的女儿”。

　　达•芬奇认为要认识自然，必须“拜大自然为师”，必须探求自然界本身的因果必然性。他对自然因素必然性的客观存在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肯定。正是从这种基本前提出发，达•芬奇进而探讨了认识自然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他认为要研究自然，绝对不能靠纯粹的思辩和抄袭前人，而必须采取实验的方法。“科学如果不是从实践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的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荒谬的。因为实验确实性之母”。他在谈到自己的实验研究方法时写道：“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我首先要安排几种实验，因为我的目的是根据经验来决定问题，然后指出为什么物体在什么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 ”“我们必须在各种情况和环境下，向经验请教，直到我们能从这许多事例中引申出它们所包含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有什么用处呢，它们将引导我们对自然界做进一步的研究……它们防止我们自欺欺人，使我们不至于向自己保证取得那些得不到的结果”。他一方面强调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不忽视正确的科学理论对实验的指导作用。他反对轻视理论的盲目实践，他认为，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科学是指挥官，实践是士兵，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就像一只没有舵和罗盘的船，说不定会漂向何方”。
　　达•芬奇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他很注意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他告诫“搞纯理论的人们”，不要“妄自夸耀”，只有认识到理论会带来什么实际的结果，才值得“欢呼庆祝”。他认为，像数学这样具有“最高确切性”的科学，就不能停留在本身的抽象领域之内，而必须用来解决实际的力学问题。“凡是数学用不上去的，同数学有关的科学也用不上去的那些领域，都没有确切的知识”。按照他的看法，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受比例关系支配的，“不仅在数和度量中，而且声音、重力、时间和地点以及无论什么力中，都能找得到比例关系”。他试图从量的方面去分析自然现象，这同经院哲学关于“隐秘的质 ”的观点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里，他也完全抛弃了古代人那种直观性和表面性的思维方式。

　　把实验、理论和数学分析作为科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部分，这使达•芬奇的超前的科学思维理论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时代的顶峰。

　　不断追求完满

　　达•芬奇对哲学也饶有兴趣，不断追求完满。在佛罗伦萨他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人士，人们看见他光彩照人地走在大街上，或与别人侃侃而谈，颀长匀称的身材、俊美的面容，配上华丽的服装，的确风度翩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许多关于生命与死亡、关于人类的命运的哲学思考，并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在他看来，把生命看得毫无价值的人，就不配有生命。他可以忍受自己所受的攻击和中伤，却珍惜生命，从不伤害别人。他对自己的悲苦看得很淡泊，对别人的不幸却加倍同情。他还常常亲手把鸟儿从笼子里放出去，向鸟贩子付足了钱，就把鸟儿放回大自然，让它们重享自由。

　　他以哲学家、科学家的理智和冷静去设计最残酷的进攻武器。他以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去暴露黑暗、歌颂光明。他不断地提出当时工匠们没有能够提出的新思想、新见解，但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不满。他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他的座右铭是：好，但还要做得更好。达•芬奇长期受到封建宗教势力的压制和迫害。1499年法兰西入侵米兰，他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生活，来往于米兰、罗马、佛罗伦萨之间。1517年被迫离开祖国，到法国侨居。1519年5月2日，达•芬奇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法国安波斯城的克鲁城堡逝世，享年67岁。达•芬奇不仅是一个在绘画、雕刻、建筑、诗歌和音乐等方面都有惊人成就的艺术大师，而且是一个在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工艺技术方面也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可贵的辩证法因素，表现了勇于进取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他是一位反封建反教会的坚强战士。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留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永远放射着智慧的光芒。他不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之杰，巨人中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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