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海洋、在南美洲，所见所闻更使他欣喜若狂。但达尔文没有沉迷于美丽的景象，每到一个地方，他除了对地质学考察抱有强烈的兴趣外，还每天把博物学方面的新观察记录下来，并采集整理各种各样的标本寄回英国。实在忙不过来，他才请了船上一名侍者做助手。为了获得更多的科学材料，达尔文还进行了一系列远征。他发现当地的一种动物化石与现存的犰狳很相似，同类动物的形貌也同中有异。

　　在智利考察时，达尔文所看到的一切使他确信那里的平原正是从前的海底。他在海拔130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近代的贝壳，而昆虫和较高等的动物反而比较稀少，这导致他做出这样的推断：动物的缺乏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从海底升起来以后它们才被创造出来。在达尔文的术语中，“被创造”与“产生”还是同义词，这表明“创世纪”说的影响仍在他思想中起作用。

　1835年9月7日，“贝格尔”驶向加拉帕格斯群岛，这一经历成了达尔文生涯中真正的转折点。达尔文以前主要对地质学感兴趣，然而，当“贝格尔”号抵达加拉帕格斯群岛后，他的主要兴趣立即转向了生物学。

　　达尔文注意到那里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与南美大陆上的有某些类似之处，而西班牙人甚至能认出他采集的龟是从哪个岛屿上捕来的，这件事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随着观察资料的增加，达尔文后来理解了自己的发现非同寻常。他那时的鸟学笔记写道：“当我看到岛屿间的鸟类有区别但区别不大这类现象时，我必须设想它们仅仅是变种。如果这一说法哪怕只有一点点根据，那么群岛动物学就很值得研究，因为这类事实会使物种稳定不变的观点贬值。”他已开始把材料升华为理性的解说了。

　　1836年1月12日，“贝格尔”号抵达澳大利亚。在这里，达尔文有幸在一个黄昏亲眼见到一只鸭嘴兽正在水面上嬉戏。他一定还遇到过许多有袋类哺乳动物，如袋狼、食蚁兽等，因为他做过这样的记录：“这之前不久，我躺在阳光和煦的海岸，思考着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动物相比，这个国家的动物的确奇怪，一个除了自己真正了解的事情之外什么都不信的人可能会惊呼：一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造物主在起作用。”到这时，达尔文已经对整个“创世”过程产生了怀疑。1836年10月2日，“贝格尔”号终于在法尔默斯靠岸，两天后达尔文回到希鲁兹伯里。不久前，塞治威克先拜访了达尔文的父亲，说达尔文将会在领先科学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父亲见到达尔文时，向他的姐妹大声说道：“哎呀!他的头部形状完全改变了。”但达尔文最大的变化还在于，出发时他还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信徒，而归来时，他却带回了一个正确的科学结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

　　一部“最危险”的著作

　　达尔文在对舅舅家做了几次访问之后，便和亨斯洛等人联系，开始对大量采集的标本进行分类整理。同时还很快写出了自己的航行报告，洪堡德曾盛赞达尔文对热带自然景象的描写。

　　起初达尔文还没有放弃他酷爱的地质学，1839年他出任英国地质学会秘书，几乎在与舅舅的女儿爱玛点燃洞房花烛的同时，还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短短几年间他出版了3部地质学专著。

　　但达尔文一直思考着关于物种的问题，他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1837年7月便开始在一系列笔记本上记录有关物种演变的一切材料。他想搞清楚物种是如何演变的?在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改进时，达尔文发现，在大量变异的基础上，人工选择可以成功地使物种产生根本的变化，祖先类型和改良类型差异之大就像自然界中相关物种之间的差异一样。可是，正如他在自传中写的，“如何把选择应用于在自然状况下生活的生物，一时我还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直到1838年10月3日才得到解决。那时他凑巧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消遣。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如不受控制将按几何比率增加的观点，使达尔文突发灵感。他的头脑中闪现出了答案——自然选择，在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这种机制必然倾向于把有利的变异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达尔文写道“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据以工作的理论。”

　　达尔文不愿轻易发表他的学说，而是一再地积累着有关的资料。直到1856年5月14日，在朋友力劝下，他才开始就进化论问题明确地撰写一份稿件，题目就叫《自然选择》，这将是一部巨著。达尔文只用了2年多时间就完成了10章，接着还要写有关鸽类的第11章。1858年6月18日，生物学家华莱士的一封来信有如一颗炸弹使达尔文震惊不已。这篇信件式的文章正好对达尔文的理论——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做了简短而完备的阐明。信中还征求达尔文的批评，同时请他帮助发表。他该怎么办呢?达尔文想，挡住华莱士的路是不公平的。于是，1858年7月1日，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著作摘要同时公诸于世。这时，达尔文理论的形成已有20年了。

　　达尔文不再反对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决定写出一本中等篇幅的著作来概括自己的理论。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达尔文把它称为他的“小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发行当天就销售一空。

　　事后看来，达尔文推迟20年发表还是值得的。进化论需要有不容置疑的事实来支持，同时也需要年轻一代的生物学家，特别是赫胥黎这种人才的崛起。当时，《泰晤士报》平时的书籍评论员生了病，报馆就把这部书交给赫胥黎去评论。赫胥黎为自然选择的思想所折服，认为其中闪现的智慧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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