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情系两岸赤子之心 德高望重风范长存

　　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电《人民日报》30日将发表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悼念汪道涵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德高望重　风范长存
——深切悼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会长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许世铨

　　汪老永远离开了我们。

　　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无限的哀思与痛惜。作为少年从戎的革命家，他留下了为创建新中国而立下的汗马功劳；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留下了建设新中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贡献；作为上海的老市长，他在上海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靓丽画卷中留下了光彩的一页。1991年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他又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倾注了他的心力、睿智、经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长存的风范。

　　作为台湾问题的研究者，我有幸接触到汪老，聆听到他的指教，目睹了他接见一批批来自台湾和国外学者时，以他特有的亲和力与说服力使他们折服、倾倒的场面。这些经历在我脑海里的凝聚点是他那独具的人格魅力——革命家的无畏与坚定，礼贤下士的长者风度，待人接物的温文儒雅，以理服人的学识修养，兼容并蓄的宽阔胸襟，以及他对台湾同胞深切真挚的骨肉之情。可以说，汪老以他的言行最生动、最形象地体现了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是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形象大使”。

　　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上海台湾研究所召集的研讨会，会议进行不久，一身便装、笑容可掬的汪老突然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惊又喜地站起来，但他随便找了个座位和大家一起坐下继续讨论。他很认真地听大家发言、做笔记，不时以探讨的口气插话和大家交换看法。有位年轻学者是第一次见到汪老，发言有些拘谨，但汪老很注意他的发言，而且会后要这位年轻人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写在汪老的笔记本上，并把自己的电话告诉了他，说：“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打电话给我。”汪老礼贤下士、提携后进在我们学者之间是有口皆碑的。

　　汪老最爱书。他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藏书丰富。他不但是上海大小书店的常客，来北京时，海协会的同志也都做好他逛书店的准备。他涉猎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大到天下大事，小到专业问题，都关心。正是因为他学识渊博，他能从世界格局、中国发展大战略，以辩证的思维来处理台湾问题，站得高、看得远。

　　他尊重知识，重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都把研究成果呈送给他，他一一笑纳。有一次我把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年度研究报告交给他，他非常高兴，一边抚摸着书的封皮，一边连声说好，爱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总是予以支持和鼓励。社科院台研所有的同志有时感到研究工作很平凡，作用有限。但汪老说台研所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汪老热爱台湾、了解台湾，身体力行地贯彻中央“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他广泛接触台湾各方面人士，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曾在岛内外引起广泛和积极反响的“汪道涵86字箴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当年很多台湾人士对大陆是否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平等地和台湾方面协商两岸问题存有疑虑，对大陆在台湾“政治定位”上的立场也很关心。汪老针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对应之策，最后形成了“86字箴言”，明确表示：“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1998年10月，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在上海会晤时，汪老表达了“86字箴言”所确定的立场，为会晤取得成果奠定了基础。

　　汪老出任海协会会长之后，两岸关系有发展、有挫折。1992年海基、海协两会香港会谈后形成的“92共识”中，包含着汪老的智慧和心血；1993年4月汪辜两位老先生的会谈是两岸关系史中的一个里程碑；1998年10月汪辜的上海会晤，使因李登辉访美而中断的两会对话得以恢复，并开启了两会的政治对话。然而，李登辉等“台独”分裂势力绝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顺利发展。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破坏了汪老拟于当年秋天对台湾的访问，使两岸关系陷于僵局。2000年，奉行“台独”分裂路线的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92共识”，公然提出“公投制宪”的“台独时间表”，把两岸关系推向危险的边缘。在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复杂形势下，汪老以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热诚、革命家的襟怀、刚柔相济的风格，折冲樽俎，为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挫败“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两岸关系所付出的心力与智慧，必将在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电《光明日报》将于30日刊登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悼念汪道涵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情系两岸的赤子之心 超越时空的战略思维
——悼念、追思、学习汪老

　　上海社会科学院　黄仁伟

　　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战略思想家、敬爱的前辈和导师汪道涵先生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太突然了。12月21日到23日我在他的病床旁，看着病情趋于平稳，大家还盼着能和他一起度过农历春节。谁知24日清晨他就走了。至今我还是不能相信汪老真的离开我们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历历在目，他的独特宏论还是那样睿智深邃，他的谆谆教诲还是细润透彻。可是一想到今后无法再面聆这位智者在关键时刻澄清混沌、点拨迷津，难以再借助于这位长者极其丰富的阅历经验，心中顿有巨大的失落，悲伤不禁阵阵涌来。吾等后辈只有以这篇短文来寄托哀思，告慰汪老。

　　自1991年，我始有机会与汪老进行学术讨论。1994年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同汪老的思想交流更加密切，有更多机会探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2000年以来，汪老的思维更加开阔更加深刻，他思考的重点也从现实的战略问题延伸到人类的命运和价值观等哲学问题。这15年正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两岸关系几度起伏曲折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开许多历史性课题，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连接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纳入汪老的视野和思考之中。他的许多战略思维和创新观点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凡与汪老有过交谈的海内外学者无不折服其九旬高龄，仍有如此敏锐的思维、宽容的胸襟、知识的渴求、人文的关怀。

　　汪老对祖国和平统一前景的苦苦追求，他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投入的心血，是一般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汪老深知，两岸统一是一个长期、曲折、渐进的过程。早在1994年，汪老就看到，两岸同胞需要逐渐建立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民族认同。这就必须把两岸经贸关系和人民往来置于两岸关系的首位。在共同利益和认知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96年以后，“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其主要策略就是歪曲甚至阉割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这股逆流，汪老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在1998年“汪辜会晤”时提出了著名的“八十六个字”，其中对两岸现状的定义和“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愿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岛内上台，两岸局势极为严峻，汪老准备已久的赴台计划由此受阻。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汪老仍然表现出超人的冷静和毅力。汪老当时反复强调了几点：一是做台湾人民工作的着眼点不能变；二是推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势头不能变；三是坚持和平统一的根本方针不能变。现在证明，汪老的这些观点是极有远见的。然而，汪老也确实为局势的危急而焦虑，有时到深夜12点还在修改研究报告，或者通过电话对形势展开讨论，有时后半夜起来思考对策。十五年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在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心中激荡，这需要何等的智慧和境界才能够承受！

　　汪老是富有战略思维的纵横家，又是才华横溢的雄辩家，还是刚柔并济的外交家。在这十五年中，汪老会见、交谈、切磋的海内外友人不计其数，所涉人物包括各国政要、企业巨头、文坛名人、国学大师、战略高手等等。凡是与汪老见过谈过的朋友，无不钦佩他的学识渊博，无不首肯他的虚怀若谷。汪老在任上海市长期间与旧金山市结下友好城市关系，对方市长法因斯坦女士对汪市长深为佩服。此后上海市的历任市长都成为法因斯坦女士的好友。法因斯坦当选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后，成为主张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议员之一，至今每年来到沪上叙旧。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保守派思想库的一位年轻“中国通”，他曾经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国会游说，但是后来为李登辉等人开脱。汪老对此并未声色俱厉地指责，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小伙子不要让我这个老头子失望啊！”年轻的“中国通”顿时羞愧无言。台湾朋友无论哪个党派更是以面见汪老为荣幸，他们直到最近还在向往两岸关系改善后汪老重启访台计划的情景。日本的朋友听说“汪道涵”三个字，常常见不到本人也要深深鞠躬。至于汪老在许多重大场合舌战群儒，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许多持反面观点的海外友人心服口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令人吃惊的是汪老可以完整地复述一些重要人物在几年前讲过的观点，并且与这些人现在的言论加以比较，从中找出某些变化规律。如此强记博闻我们后生自愧不如。

　　汪老的思维空间远不止于台湾海峡，他的头脑纵横驰骋，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汪老在1980年代中期就组织人力研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浦东开发问题。从1990年代初就强调要研究国际资金流向，一直到最近几年研究国内金融结构和人民币汇率问题。90年代中期开始，汪老就非常关注全球化的两重性问题，并且在达沃斯世界论坛上就此发表重要演讲，由此展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判断和实证研究。汪老是最早主张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市长，并提出通过世博会实现上海发展战略的构想。到90年代末，汪老越来越关注国内的内需市场问题、“三农”问题和东西部不平衡问题，甚至把中西部的一些镇长村长请到上海来交谈。最近一、二年，汪老集中思考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利益集团从内部瓦解苏联国家”等重要观点。我们似乎很难跟上汪老的思想步伐，他经常在考虑5至10年以后的问题，他的战略判断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如果说汪老经常提出的问题有哪些，这里可以举出三个看似普通实际很艰难的问话。一是“最近在读些什么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检验和督促，可惜我读的书不及汪老的十分之一。二是“怎么做”这是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给出的答案，可是大部分研究报告都不能拿出满意的答卷。三是“为谁服务”，就是说学者专家出的政策建议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是不是把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这个问题是汪老在最后一年中提到频率最高的问题，更是需要我们以毕生的行为来回答。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地记住汪老的这三个问题，不断地努力去回答这三个问题，并且以一生的精力来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告慰汪老，让他老人家放心。

　　安息吧，汪老。您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奋斗，您为祖国统一而付出的心血将开花结果，您关心人类命运的历程将不断前进。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