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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与乐业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篇演讲,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

演讲一开始,梁启超就引用国人熟悉的儒家经典《礼记》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格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

“敬业与乐业”的前提是“有业”。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是做人之本。

在论证“敬业”问题时,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庄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木匠与政治家、挑粪工与军人的比较,都是为了强调一个道理:“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这句设问下面,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

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和“乐趣”,强调“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口语和演讲特色的体现:(1)引用古籍名言时,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两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做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讲解:“孔子……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对“主一无适便是敬”的解释:“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又如,“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和听众现场交流。例如,“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演讲最后,“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此外,几处设问句的使用,恰到好处地把几个分论点提炼出来,有利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和思考。

二、问题研究

1.应该怎样理解“业”的含义?

需要引导学生注意:“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职业。正如作者所言:“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因此,“敬业与乐业”的意义,就不只限于正式的谋生职业,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只限于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指出这一点,可以扩展梁启超主张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来阅读本文。

2.怎样深入理解“敬业”精神?

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极度蔑视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人们纷纷以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梁氏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

但他在论证“敬业”的必要性时,有两点可质疑处:其一、为什么人必须为劳动而生活?为什么“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人类或个体的生活,并不都是只有“劳动”,“休闲”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休闲”,不只是狭义的吃喝玩乐,还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鲜明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如“人不是为吃饭而生活”一样,人也不是“为劳动而生活”。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梁启超这里未尝论及的。其二、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其职业地位、从业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特定时代,拉黄包车的,即使再敬业,也要饱受欺凌、困苦卑贱(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大总统的生活判若天壤。这时候,要求拉黄包车的要安心拉车、乐于拉车,可能吗?合理吗?是否有“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之嫌?梁启超认为,当木匠与当政治家、当挑粪工与当军人,“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更有无视阶级鸿沟的倾向。

练习说明

一、反复阅读课文,想一想,作者先后谈论了哪几个问题;文中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用自己的话说说“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此题意在让学生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和思路。

作者先后谈论了“有业”“敬业”和“乐业”三个问题。文章最后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合理的生活”,首先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或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于所做的事情,要生出敬意,从而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实地把它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趣,不是皱着眉头、满腹牢骚地叫苦,而是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

二、文中在谈到“有业之必要”时,举了孔子和百丈禅师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谈到“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时,列举了四个原因加以说明。参照两种写法,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为“有业之必要”列举几条理由或为“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提供几个例子。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举例子”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开拓学生的思路。

例如,“有业之必要”的理由:一、可以谋生,使自己在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尊,不需要依赖他人、仰人鼻息、受人牵制;二、使自己的身心有所安顿,不至于无所事事、烦闷无聊;三、使自己的生活起居有规律,有利于健康养生;四、从业过程中的困难、挫折、烦恼,是对意志和品性、能力和才干的锻炼;五、事业上的小小成功,都会增强自信心与成就感,给人带来精神满足;六、有创造性的成就,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

“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居里夫妇在成吨的工业废渣中提炼“镭”,几年如一日,非常艰辛与枯燥,但他们怀着找到“镭”的梦想,从没有认为这项工作是无聊的,从没有抱怨叫苦而想放弃。

三、“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依照作者的这一标准来衡量,你能从身边也发现一两位这样“天地间第一等人”吗?说出来与同学交流。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留意观察生活,能够发现身边凡人琐事的意义。同时练习口语表达能力。

四、课文说:“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又说:“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同一价值。”然而,有人却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讨论一下,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此题意在激发学生的逆向思维和批评质疑能力,能辩证地理解人生问题。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应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来把握讨论的深度,不必强求他们达到某种程度。

参考答案:

课文中,作者认为任何职业不分高下,是劝告那些“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的人,要脚踏实地、勤恳敬业,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进而体会职业的乐趣和人生的价值。从现实的个人生活幸福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儒家)、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佛家)。而拿破仑的名言,则是为了激励人们树立远大抱负,努力挖掘自身潜能,勇于向命运发出挑战。

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职业分工的确有“尊卑”之别,任劳任怨地“敬业”未必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获得尊重;这时候,还要让职业卑贱者“敬业乐业”,不仅不太可能,而且有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之嫌。拿破仑的话也有问题:在一支部队里,元帅只能有一个,士兵却需要千千万,如果每一个士兵都不安心做士兵,都怀揣着元帅梦,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可怀疑。毕竟,社会所提供的“元帅”职位是少之又少的,如果大多数“士兵”想当“元帅”又当不成,人生岂不尽是一场失败?

可见,两种说法适用的语境有所不同,反映的人生观也有区别。如果说,梁启超教导人们要安于本职、不可好高骛远,体现了隐忍而自敛的中国人生哲学,那么,拿破仑鼓励士兵要争当元帅,则是典型的西方个人本位的进取型、外向型人生观。

教学建议

一、建议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1)理解“敬业与乐业”的主旨;(2)大量经典语句、格言的积累;(3)“举例子”和“讲道理”两种论证方法的初步学习;(4)演讲和口语特色的体会。

二、本课的难点是对“敬业与乐业”精神的真切领悟与质疑问难。可以结合练习四,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和辩论;还可以结合练习二提出的两种论证方法,进行小论文或辩论提纲的写作。领悟作者精神旨意时,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学习体验,例如让学生谈一谈自己在学习中感受到的乐趣。

有关资料

作者介绍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 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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