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领导人赫鲁晓夫去世前后

1971年9月11日，曾在历史舞台上叱诧风云的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因病去世，由于受当时环境影响，人们对他去世前后情景不甚了解。最近，俄《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第37期刊登了赫鲁晓夫妻子尼娜在赫鲁晓夫去世前后所写的日记摘录，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1971年9月6日至7日夜间，尼.谢(即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在他服下一硝酸甘油药片后，疼痛程度略有下降。他醒来后心情不错，说他睡得很好，并去卫生间洗漱。他返回来时又感到疼痛难忍，我又让给他服下数片硝酸甘油药片，但疼痛并没有消除，于是我连忙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尼.谢应该去医院。尼.谢同意了医生的建议：“虽然我不喜欢，但也许我应该去医院，我将会看不到秋天最美好时光了，但如果我在夜里心脏病再次发作，你和我如何是好？”

他很平静地离开了家，还与送他的汽车司机开着玩笑。当我们的汽车经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梁时，他看了一眼集体农庄的玉米地，批评道：要是它们种得再分散些，秋季就会获得更好的收成。医生和我劝他不要担心。他说：“我就是这个性子1他表扬了不远处种植的板栗树。他回忆起50年代在担任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坚决主张在莫斯科市街道两旁种上板栗树时遭到园林工人强烈反对的情形。

次日，我给一位护士打电话，那位护士说医生们整个晚上都守在他身边，他现在已经睡着了。素菲娅医生说他病情很严重，她怀疑是心肌梗塞(已达三级)，她感到很担心。

星期四也就是9月9日夜里，尼.谢病情再次恶化，心脏剧烈疼痛。我坐在他的病床旁，吻着他的左手手掌，他抚摸着我的脸颊。当他再次醒来时已不能开口讲话了，只是向我点点头或摇摇头。

星期六即9月11日，卢科姆斯基教授安抚我道，尽管尼.谢病情严重，但情况略有点儿好转。尼？谢说他要睡觉了，让我去楼下接受治疗。(我当时手背麻木，需要看医生)，当我回来时，一个护士拿着一瓶生理溶液匆匆走过我身边，尼.谢病床的门开着，尼.谢头上插着一个氧气瓶。医生叫我离开此地。过了一会儿，叶根尼娅医生走了出来。我问道：“不好？”“他去世了。”她答道。

我在尼.谢身边呆坐了约1个小时，一直等到太平间运尸车到来把他拉走，我才返回家，到家时，我发现尼.谢的卧室已被贴上了封条，房子大门被反锁着，阳台上有警卫站岗，这样无人能够入内。

我被人告知这是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做的，不仅是对我们，对伏罗希洛夫等人采取的也是同样程序：一旦我要求解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要求开启封条时，一个中央委员会小组成员就会来出面处理。我说我希望尽快这样做，1小时后，来了两个人：中央委员会行管局副局长库夫申诺夫和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副主任，后者名字我记不得了。

我问库夫申诺夫：“上校同志，你们为何不等等我，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做这里的一切呢？”但他说：“我们表示了哀悼，我不是上校，我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干部”。我仔细看了看他，认出了他：他以前曾帮我们搬过家。他解释说“为了历史”，中央委员会希望尼.谢所有文件都要保持原封不动状态。

他们取走了封条，警卫和我一起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保险箱。他们从那里拿走了四盒旧磁带，检查了所有档案文件，并取走了由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签名的一封祝贺尼？谢70岁生日的签名信，他们也想拿走授予尼？谢反纳粹德国胜利功勋的证书，但后来又决定留下来。他们还从录音机中取走了一盘健美操磁带，一本录音机使用手册和二战爆发前一位诗人写的一本诗集。库夫申诺夫说，没有任何历史价值的东西都会送回来的，他说工作人员回来安排处理葬礼有关事宜，讣告将会在周一刊登出来。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都呆在别墅里，倍感失落和孤单。

9月13日，星期一，《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四行字的报道，但没有发布讣告。星期二，《消息报》又刊登了同样报道：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遗憾地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和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功勋退休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

编辑们在该报道的文字中甚至没有明显突出他的名字。

10点钟，我们来到了太平间。在公路转弯处，我们看到许多车辆和警察。在太平间外站着许多人，他们有的是乘中央委员会的客车赶来的，而我的孩子们的朋友则是乘他们自己的汽车赶来的。

告别厅很小，不让无关的人进去，这里也没有守灵的卫兵，我们在棺材旁站了一会儿。当阵阵哀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哭了起来。11点钟，我们坐上载着灵柩的大轿车离开了那里。这时天上下起了漂泊大雨，在我们前往公墓的路上，雨一直下个不停。轿车不象往常那样在公墓附近的停车道上停留，而是急速地驶上了小路尽头，开到一堵墙的右侧，在那里，一些人早已挖好了一个墓穴。在灵柩安放处有个木制的架子，雨还是噼噼啪啪下个不停。有人在他的灵柩上撑起一把雨桑亲人和朋友(大约150到200人)获准来到墓旁。公墓出于“搞卫生”的需要暂停对外开放，一般参观者被禁止入内。(左图为赫鲁晓夫生前照片)

我原指望至少应由尼？谢组织所在的党支书来主持追悼会。我的儿子谢尔盖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站到坟墓边上，对在场的人们说：“我们只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哀悼和安葬的人说几句话。”谢尔盖停顿了一下，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的嘴唇在颤抖。“苍天也在与我们一起哭泣”，他补充道。

“我不会说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最近几天的世界媒体和全世界的广播电台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了这一点，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这里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任何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当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一位有资格被称作人的人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然后，谢尔盖把地方让给了曾与尼？谢在顿巴斯一起工作过的娜达娅，她谈到了尼？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他的执着和他与群众打成一片从事伟大事业的能力。接着，谢尔盖又叫他的朋友瓦西列夫，后者说尼？谢恢复了他死在劳改营的父亲的名誉，使得他和他的孩子们接受了良好教育并为他们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棺材埋好后，四周摆放着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我们一家、朋友和米高扬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刷掉了(花圈原来放在敞篷车上)只有米高扬送的花圈的带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同尼？谢活着时一样，我们仍旧住在那套别墅中，我们收到了许多唁电和唁函，包括外国政治家发来的唁电和唁函。然而，尼？谢以前工作中的同事、他们的妻子没有一个打来电话也没人来过信，唯一的例外是米高扬，他送了个花圈并发了个慰问信。

每天我都给发来表示慰问唁电和唁函的人写回信：南斯拉夫的铁托、英国首相希斯、英国外交大臣豪姆、印度的英迪拉？甘地……

邮局专门处理挂号信部门的一位职员拿走了我所有写有外国大使馆地址的信件，然后他给我一个收条。我担心这些信根本没有被邮走。

苏联科学院物理化学所维克多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研究所一.位同事在乘出租车时，问司机打算把他车上那束艳丽鲜花送给谁时，那位司机说他打算把鲜花放在尼谢.赫鲁晓夫的墓前，他的同事很吃惊，那位司机反问道：“难道你不喜欢他？”那同事说她准备亲自去赫鲁晓夫墓地，司机才缓和了脸色，说尼？谢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这些。

一位意大利人在信中这样写到：“致尼.谢.赫鲁晓夫的遗孀：我向你和你的家人们表示衷心慰问，你的丈夫为人类幸福成功地把他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这位伟大的劳动者把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自己的国家，安息吧”。

今天，我在梦中见到了尼？谢，他看起来很疲倦，正如他在去世前最后几个月一样。他在一个陌生的房间睡觉，他太累了。当我到另一个地方睡觉时，他做了个很不耐烦的动作，嚷道：“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不换地方了”。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梦。